本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01月20号(第158期) 第11版

    2010年11月29日，北京市阜外一小六年级学生，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科学探究班”学员张皓经调查发现，“鲜食用菌不同程度地使用过荧光增白剂浸泡”，“部分包装材料上残留的荧光增白剂较严重，沾染到食用菌上”。消息一经传出，蘑菇被“漂白”这一话题成了各地媒体和群众持续关注的热点，各地也纷纷掀起检验蘑菇的热潮。北京市工商部门旋即澄清，张皓的实验结果“不具有科学性”，并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的名义公布了“北京市场销售食用菌荧光增白物质专项检测情况通报”。通报中称，有关部门依据农业部行业标准《食用菌中荧光物质的检测》（NY/T1257-2006）的规定，对抽取的132个样本中进行检测，合格率为97.73%。中国食用菌协会 4日又在媒体上表示“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相比之下，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99%的网友选择“相信小学生”而不信工商局。作为整个实验见证人的中国农业大学微生物实验室高瑞芳博士也强调，该调查严格按照四川省公布的地方标准《荧光增白剂检测方法》（DB51/T907-2009）进行检测，可信度100%。张皓的班主任刘晓丽更是表示，“不管工商局那边怎么说，我们支持他的钻研精神，他的实验肯定是科学的”。一边是“小学生调查蘑菇九成被漂白”，一边是“政府部门监测九成多合格”。在各自的实验背后，究竟哪一方代表了“科学”的立场？为什么公众把支持投给了刚刚涉入“科学”的“小学生”却不相信“权威部门”？

取信实验：利维坦与空气泵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回到17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那时，实验还不是“不证自明”地寻找科学知识的方法，在是否存在真正的真空（还是有某种以太）的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争论的一方是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另一方则是如今被标定为机械论哲学家、政治学家的托马斯·霍布斯。基于其政治立场即对利维坦的信仰，霍布斯从演绎的逻辑推定：要终止“内战”就只能存在一种知识、一种权力——换言之，知识也应该服从权力。然而波义耳等人发起的英国皇家学会却将霍布斯的信念归于无形——因为皇家学会的宗旨便是不必经过政府批准、不对政府任何部门负责，以及国家无法凌驾于他们可以独立表达意见的实验室之上。这个新的小圈子将关注点聚焦在了空气泵的实验之上。这种超越了感官的“复杂仪器”又将非物质体——真空请了回来。对于霍布斯而言，这无异于借助于完全制造出来的实验室事实，以“自然”之名来挑战政治权威，最终导致知识和权力的再次分开，因此显然是有问题的。面对霍布斯的指责，波义耳及其诸多科学后继者也采取了类似的“代言”方式，只不过代言的对象从公民转向了“自然”。

    为了弥补人类感官上的局限，波义耳设计出被喻为“那个时代的粒子回旋加速器”的空气泵装置，并把它塑造成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可见世界”的有力武器。事实上，空气泵设计的精妙之处便在于它能够使得观察者看到玻璃试管内部的情况，并允许人们引导甚至控制实验的发展。于是每当某个贵族大公光临科学聚会时，空气泵的神奇便不可避免地被展示一番。当技术人员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操作那透明却又封闭的空气泵，泵中倒置的托里拆利试管的水银面又有明确的下降时，实验室变成了一个生产知识的“公共空间”。没错，这也正是波义耳借鉴自司法领域，又不断倡导并期望形成科学新传统的观念——事实的构成，就是见证者增衍的过程。波义耳的合作者罗伯特·胡克将这种实验记录的程序编成皇家学会的典籍，并强调实验“必须要有实验时在场者一定数量的签名”方为有效。然而在证人资格的选定上却毋庸置疑是“政治”的：波义耳本人也坦言，同样是作为见证人，一般认为牛津大学的教授比牛津郡的庄稼汉更为可靠。因此在策略上，如果说霍布斯是用单纯的政治资源去批判科学，波义耳却是在科学中加入了政治的元素从而打造更加坚固的联盟。除此之外，鼓励大家进行重复性实验，是增衍见证的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实现它的重要途径，就是“记下种种事物及其周遭相关细节”的实验程序报告。通过这样一种媒介，甚至还包括了耗资巨大的仿真雕版画，虚拟见证的形式又被拓展出来。在这样一种新形式中，见证者跟着的增衍可以说是无限的。于是，由归纳逻辑而成就的或然性也可以达到无以复加的最大程度。很自然地，随着实验方法和空气泵装置的不断普及，波义耳的学说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此前还曾被列为“必读”的霍布斯，也在18世纪末期基本上退出了科技史的舞台。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科学”的生产过程是一个可控信念取代必然性真理，同行集体取代普遍性论证的过程——真理的成立和传播，亦主要靠的是社会的信任。从“见证”的意义上讲，科学也从来都不是价值无涉的，科学是社会甚至是政治的。然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政治的外衣逐渐被“内化”到科学的身体当中，反而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比如实验报告中简易的图示代替了复杂的雕版画，虚拟见证和一部分重复实验也代替了名流签名。“科学自然化”的一个后果，是“见证”成为科学家共同体道德自我约束的实践。换言之，只要这一“见证”体制不受到质疑，“科学”就可以以一种“黑箱化”的姿态永远的“自然”下去。

回归见证：从法国的巴斯德化到蘑菇门

    当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联结被重新假设起来之时，见证就必然要被召唤回来。比如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经过普法战争的败北，有着改善国民体制的要求却无从下手。于是，早就通过对牛奶酸败、肉类腐坏等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对既有的“细菌自然发生说”有所反思的路易斯·巴斯德，就尝试将科学见证的范围从科学家共同体推向了包括“外行”公民在内的全社会：巴斯德先是强调“如果想解决炭疽病的问题，就必须首先通过我的实验室”，后来甚至是和农民代表协商干脆把实验室搬到农场里，并借助媒体措施对演示进行详细报道。毫无悬念地，“英雄”的巴斯德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

    说到这里，也许“蘑菇门”的问题也会“不证自明”了。实验本身并不能带来必然的事实，即便是在绑定了政治权威的情况下；而科学，特别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离不开小至科学家共同体，大至整个社会的接受或者说“见证”。

    且不论在实验的方法上地方标准（由于采用了对照组）还比行业标准严格些，也不说蘑菇采样的地点和季节可能对结果所带来的差异，公众之所以更倾向于支持“小学生”并不是把信任投给了科学本身。和空气泵让科学家接受了实验方法，微生物让公众意识到公共卫生的重要一样，随着毒奶粉等对公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伤害，一股“食品安全”的观念已经在社会中悄然形成。“假蜂胶侵入市场，假广告无孔不入，假保值工艺品蒙骗百姓，假医生满电台胡喷”，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太多的不信任。一边是公众想要对政府中的“科学”去“见证”，但是却缺乏行之有效的通道。一边是面对这样的公信力危机，政府“有关部门”只是借助科学本不存在的“自然”的外衣，让信息公开化流于形式。在这样的窘境中，作为“第三方”的“小学生”似乎是让公众看到了另外一个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科学知识的生产都离不开“见证”。只是粗暴地用亚历山大之剑砍开科学和社会之间复杂的戈尔迪之结，显然是于事无补的。解决问题的答案也相当明显：当公民社会逐渐觉醒之时，有智慧的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跨越科学和社会的鸿沟，让科学回归“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