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自1985年开始, 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为目标, 主要围绕以下几万面进行：①改革科技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措施是消减科研机构的事业费，对科技计划经费实行有偿合同制。与此同时, 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 建立院所长负责制和承包责任制。②调整组织结构, 措施是推动独立科研机构进入企业或企业集团。③开拓技术市场, 推动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④分流人才, 鼓励科技人员走出“ 高楼深院” 创办民营科技企业。

多年来的改革, 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部分科研机构活力大大增强、积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 科技人员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从整体效应、客观效果上看, 我国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机制尚未形成； 科技力量部门分割、企研分割的状况依然存在, 科研机构短期行为比较普遍, 相当一部分科研机构仪器设备陈旧、科研水平下降。受市场大潮的冲击, 部分科研机构人心涣散、人才流失, 面临着生存困境。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从客观上来说, 除了科技体制改革本身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风险性之外,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配套所致。1984年以来的城市经济改革, 一直处于放权与收权的徘徊之中, 企业独立的法人主体（因而也是市场主体）地位始终未能形成。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滋生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企业对科技需求不足, 缺乏依靠科技进步追求长远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 科技体制改革试图通过“断 奶”( 事业费)方式, 迫使科研机构依靠出卖技术谋求生存发展, 以达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目的, 显然难以取得大的成效。1987年以来, 推动科研机构进入企业的改革措施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

另一方面, 从主观上来说, 恰恰在于我们对改革对象的本质及其内容缺乏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改革内容的非系统认识和对改革方法的非系统思维所致。十多年来, 我们对传统体制的弊端以及改革的必要性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 但对改革对象以及改革的目标、性质、内容及其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却缺乏足够的探索和研究。在改革的目标上, 不是着眼于重构出适合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体制, 而是把科技与经济结合作为改革的目标（实质上, 科技与经济

结合只是新型科技体制的必具功能）, 从而在行为导向上, 片面强调科技对经济的服务功能, 忽视了科学技术活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活动系统的自身建设。突出表现在：不重视科技投入和科技队伍建设, 尤其是基础研究和高科技领域的科伎投入和科技队伍建设。在改革的内容上, 只是着眼于科研体系内部进行块块式的改革（调整组织结构、开拓技术市场、改变拨款方式、改革人事制度等等, 改革内容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 而不是从科技生产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生产形态的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全过程以及对该过程的宏观管理调控所涉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全面系统地把握, 忽视了科技体制作为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方面、一个子系统与社会体制的其它方面、其它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渗透和交叠。由于对改革的对象、目标和内容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改革的战略、措施和步骤上, 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和切实可行的方案, 而是采取“ 走一步、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 的单项、单方面突进战略。因此, 从改革的微观效应上看、似乎在个别方面、某项措施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但从宏观效应、整体效应上看, 改革的步伐、成效与我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二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与此同时, 把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于“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符合科技自身发展规律, 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新型体制。”这一界定在为科技体制改革指明方向的同时, 也为理论界提出了亟待探索和解决的课题：

首先, 这一新体制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是一种怎样的框架结构? 我们知道, 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为标志, 经济体制改革构筑了自己严密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其表现在：从微观基础上看, 它构筑了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经济体制的具体形态或内容。如在生产环节, 它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组织形式、领导体制以及组织管理制度等基本内容；在分配环节, 它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流通环节, 它确立了以生产要素市场为主体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等等。从宏观管理角度上看, 它确立了健全宏观管理调控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 经济体制理论框架不仅在实践上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而且在理论上、逻辑上充分展示了其系统性和完整性。那么, 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呢？

其次, 我们说新型科技体制是符合“ 科技自身发展规律” 的新体制, 那么, 何为科技自身发展规律？换句话说, 科技自身规律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基本内容是什么？比如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经济基本矛盾运动原理基础之上, 改革的性质是革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环节和方面。那么, 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呢？

第三, 我们说新型体制必须“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 那么, 怎样才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科技与经济结合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进一步引伸的问题是：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决定这种关系的内在根据是什么？科技体制是从属于经济体制、构成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体制形态, 与经济体制一样, 构成社会体制的一个方面、一个子系统？

研究科技体制改革, 首先必须揭示科技体制的本质, 揭示科技体制产生和形成的原因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不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就无从谈起。从人的认识秩序来说, 必须首先知道对象是什么, 揭示对象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 进而才能对对象进行合理地改造。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实践。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实践活动。倘若我们对改革对象及其应达目标缺乏清晰的认识, 那么, 我们的改革必然在逻辑上是颠倒的, 在改革行为上是盲目的, 就只会停留在“ 摸着石头过河” 层次进行微观的修修补补。譬如改造一所房子, 首先必须寻清现在的房子是什么样子, 存在哪些缺陷, 将要改造成什么样子, 最后才能着手改造。否则, 就很难对具体的改造对象制定出合理的改造方案。结果, 盲目动工, 事倍功半。

甚至现有的房子破坏了, 新的房子也未造成。因此, 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阐释, 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必要性, 而且是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

三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科技体制改革理论研究滞后,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而科技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之所以今天成为必要, 也有其历史的客观性依据。任何理论的兴起、发展以至成熟,一方面是其研究对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实践对它的客观需要。经济体制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丰富和发展, 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从而具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价值论原理, 以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成果。同样, 科技体制理论研究也必然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 科学技术同现代化大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生产更加社会化, 也使科学技术自身的生产更加社会化。科学技术活动日益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特殊形态的生产方式展示在人类生产劳动的历史舞台上。其社会表现乃是：

首先, 它有了自己的基本生产要素一一从社会的其它劳动中脱离出来专门以发明和发现为职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从事发明和发现的物质手段（如实验设备、仪器等）以及思想资料（如图书情报等）。 其次, 这些基本要素的结合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一一如历史上己经出现过的科技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集团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 以及由此决定的科技劳动者的分工、合作形式;如各类科研机关、科技协会等等；最后, 随着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军事的作用日益增强, 国家建立起了各类行政权力机关以及各类政策、制度和法律参与了科技活动的组织、调节和干预, 从而形成了科技宏观调控体系。由此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一一社会的科技系统。

随着这一系统内部及其与社会、经济等系统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 促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功能以及科技产品生产的组织管理形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 导致了科学学一一关于科学技术自身的学问的兴起和发展。而科技体制的系统研究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其成为必要, 还有赖于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科学学的研究成熟到一定程度。从历史的渊源来看, 科学学研究的历史不象经济学研究那么久远, 因此, 科技体制理论研究也不会象经济体制理论研究那样具有较厚实的理论基石。这是从总体来说的。就我国来说, 科学学研究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还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蓬勃兴起, 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并提出了挑战。

促使人们把视角转向认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特点上来。通过对我国传统体制弊端的深入认识, 逐步认识到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此,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从实践中提出的课题。然而, 由于科学学研究的历史较短, 理论准备不充分, 使得我们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弯路。目前,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零散地包括在科学学研究之中, 而科学学对科技体制的研究又多局限在狭义方面一一即研究科研体制或称科研管理体制, 换言之, 仅仅局限在探讨科研体系的合理配置、科研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能划分等方面, 这显然不能涵盖科技体制的全部内涵, 而且也无法满足改革实践的客观要求。

改革实践迫切呼唤科技体制理论的出台, 这就使得作为科技体制理论研究基础的科学学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注：本文原载《科学管理研究》1995年第1期，责任编辑：胡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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