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危机和救市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9月20日发布

 

近来媒体谈论金融形势最多的是危机和救市两词。说起危机，几乎没有人说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大好,只是对于危机已经到来、快要到来、大萧条以来最大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估计说法不一。至于对于救市的说法可就大不一样了，有的甚至截然不同。有称让市场规律自己来调节,千万别去人为干预，否则越干预越糟糕，有称已经危机到这个地步，你如若不加干预，可能引发信任危机,一发不可收拾，导致大崩盘。就是说，一个说,必须救市，否则愈演愈烈；一个说,决不能救,否则越救越糟。

 

笔者以为，这里涉及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认真考虑。

 

一个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现代化网络化发展的情势下,仅仅依靠市场自由自我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灵不灵？这关系到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相互关系问题。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间的有效协调十分重要，如果处理妥当,现代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带来现代化发展的受阻和资本世界的严重困扰。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走过了一个从只是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到开始确立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再到强化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机制,再又转向重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的功能并兼顾和改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机制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是兼顾和交替的基本状况并没有改变。自30年代以来看得见手的功能从未减退，只是其干预的方法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作为基础地位的市场经济功能也未动摇；而有效协调两者关系史所有关系中的重中之重。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各类经济危机中，有三次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调整影响很大。一次是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其结果是开始重视并确立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政策，这种政府全面强化干预经济政策,刺激了战后西方世界经济的大发展； 另一次是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生的滞胀为中心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其结果带来了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相互关系的新协调,注意克服政府过渡干预带来的弊端。第三次是90年代中期先后发生在墨西哥和东亚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波及资本主义和世界的经济稳定,因而再度引起对于政府及政府间有效干预作用的重视。而自去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引发迄今整个金融危机的危机可能成为第四次关系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重大协调,由于80年代以来放宽干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纠正放宽过度而主张干预之声也就很可理解了。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功能的互补是至关重要的,而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的互补模式又各不相同。那种一味主张一干预必定破坏市场的说法是难以立足的。

 

 

第二个是怎样估计危机情势并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我们不能坐等危机恶化直到见底（含股市、楼市、币市），如果那样不等于任凭唯利是图的商家兴风作浪，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则束手待擒，这和30年代大危机时期的胡佛政府的无所作为有什么两样?而胡佛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末代总统地位已经盖棺论定。显然政府不能无所作为，尤其在面临可能引发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可见,问题不在要不要干预，而在于怎样干预，干预的重点,干预的内容,能否将危机化为新一轮发展的转机。

 

一方面大谈危机,一方面又大谈不要干预，这种说法实在需要和20世纪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对照一番，重新审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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