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缺乏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目前科学文化的核心问题,这需要科学家努力改变自己的科研态度和学术界的‘传统’。”“除非我们科学家自己在参与评审过程中能够严于律己,否则任何经费分配体制都无法运行好。”
——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
“蒲先生提倡中国科研人员“自律”,我们非常支持。但应该以约束个人为重,还是以改善体制为重,有商榷的余地。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既是教育和精神鼓励的必要补充,也是在一定阶段的必要手段。”
——施一公、饶毅:《对<蒲慕明:中国科学“病”在何处?>一文的回应》
看了蒲先生和施、饶二先生的文章,我凭自己的专业本能,马上就联想到了孔子曾经讨论过的“礼”与“仁”的关系。
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孔子的根本态度是“吾从周”——《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论语 八佾》:“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要捍卫正在瓦解之中的周代礼乐制度。正是基于这种态度,孔子对于“礼”与“仁”的关系遂持有如下看法:
为仁必须严格以礼自律,而且归依于仁的标准也就在于使自己的视、听、言、动都符合而不违背“礼”的规定。——《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如果人们为人不仁,不能以礼自律,不按礼的规定来视、听、言、动,礼乐制度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论语.八佾》: “人而不仁,如礼如?人而不仁,如乐如?”
孔子正是以提倡“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克己复礼为仁”的仁学来挽救当时已摇摇欲坠的礼乐制度的。
假定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仍然是合理的,从而这种制度理应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去破坏它,那末,孔子关于为仁必须以礼自律的仁学思想就也是合理的,从而他所谓“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论语.为政》)、“不学礼,无以立” (《论语.季氏》)的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周代礼乐制度到了孔子时代是否仍然是合理的呢?这里姑且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看到,人们以某种制度的规定来自律其行为的必要前提是,这种制度具有合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顺应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从而有发展前途和生命力的合理性、现实性;反之,离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现实性而抽象地强调严于律己,这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蒲先生的上述观点正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不是立足于他对当今中国科研体制之合理与否的明确判断。从其“经费申请体制存在一定问题”的话来看,似乎他并不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是合理的,但据此又不能断定他认为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中国的科研人员应该严于律己当然就没有意义了。
中国现行的科研体制究竟是否合理呢?这需要结合这个体制所处的特定环境,从它与这个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来加以具体的和动态的分析,然后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我国现行的科学管理体制最大的缺陷,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主管缺乏必要的科学管理自主权。现行管理体制下,科学共同体的主管人员必须服从其上级(政治家)的行政命令,按照其上级(政治家)的政治意志来管理科学共同体。
政治家不应直接掌控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直接管理科学和教育的,应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科学和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这种相对独立性,体现在管理体制上,就是科学管理家和教育管理家具有管理科学共同体和教育共同体的充分自主权。
无论我的上述判断和相应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是以科学与政治不分为本质特征的,这个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有所创新,但未有根本改变,诚所谓“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但是,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我国科研管理体制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堪称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国际环境而言,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球化”术语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和广为运用为标志,人类正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就国内环境而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中国正式由计划经济时代跨入市场经济时代,至今已近二十年。在这种环境下,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和确立起来的至今仍在现实地起作用的科研管理体制显然是到了“有易道之实”地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时候了。
由此看来,施一公、饶毅关于“通过体制的完善而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不严谨的作风得到抑制”的观点是比较合理的。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观点是在肯定现行体制不尽合理的前提下,要求通过改革来重构适应现实环境的新体制,并主张在新体制建立起来了的条件下,科研人员当以这种合理体制的规定来自律其行为。
打破经费分配潜规则(施一公 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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