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不少科教政策和舆论都存在非常严重的错误导向问题，其中“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

        科技研究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层次：基础研究（上游）、应用基础研究（中游）与应用研究（下游），这三个层次大致分别对应着牛顿、钱学森与普通工程师（这种对应或许不严谨）。

       真正在上游从事源头创新研究的是那些仰望星空的人。抬头能够让人看到满天的繁星、皎洁的明月，可以领略大自然的雄伟、宇宙的博大。抬头可以使你胸襟更宽阔、视野更远大。只有习惯于抬头用更高视角看问题的人才能解决真正原创的基础科学问题，习惯低头看脚下的人成不了“牛顿第二”。经典力学理论的创建者牛顿，他一生都在关注“星空”，即使是晚年对上帝存在性的探索那也是头顶天空的事儿。如果牛顿习惯于低头看问题，那历史上也就不会有伟大的牛顿。

        在国家层面，“产”、“学”、“研”无疑都是需要的，而且都很重要。“产学研一体化”的提法是变“三元化”结构为产学研“一元化”的组织结构。什么是“一元化”结构？就是要求您在科研活动中要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统筹和对接起来，不同性质的科研都要统一向产业化看齐。“产学研一体化”是要在政策和舆论上让每个研究按“上游、中游、下游”无缝对接起来，要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最好到应用为止。事实上，这可能么？对于某个具体的单位（比如以实际应用为主的农科院），提“产学研一体化”或许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国家层面这样提则大为不妥。“产学研一体化”这样的政策舆论导向可以解读为让人做无所不能的“万金油”式的全才。可是，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细分的大势下，一个人有可能成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精通的“全才”么？即使是一个人“上游、中游、下游”均样样皆能，但能做到样样精通么？实际上，对于一项尚处于进行状态、尚无定论的基础研究，也根本不可能按预期与“中游、下游”对接。那些处于源头的基础研究是无法预期的，能与“中游、下游”对接的“基础研究”也绝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

       其实，科学研究没必要那么势利，一个民族需要那些长期抬头仰望星空的人，我们应鼓励那些仰望星空的人去做那些尚无具体应用前景的纯研究，中国迫切需要牛顿那样的伟大科学家。也许有人对鼓励没有应用前景的纯基础研究不同意，会拿小日本说事。小日本是很功利，是很注重科技的实际应用。但是，我们同时又选择性地忽视了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事实上，小日本国家R&D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和美国在同一个数量级，小日本不仅重视应用研究，同样也重视基础研究。从近年来拿到的诺贝尔奖数目足以说明小日本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

        能拿“应用”来衡量其是否重大的研究决不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像973这种由“重大”实际问题驱动的应用基础研究，本不该叫“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称为“国家重大应用基础研究计划”才名符其实。真正从源头开展创新研究工作的人不应被脚下的水沟所羁绊。对于真正的基础研究，我们不应拿应用前景或应用预期来衡量它、评价它、限制它。牛顿们不应盯着钱学森们、普通工程师们该盯的脚下水坑。

        我们要引导牛顿去做牛顿该做的事，要引导钱学森去做钱学森该做的事，也要引导普通工程师们去做工程师该做的事。“产”、“学”、“研”本该是三元兼局部二元结构的，但“产学研一体化”则大谬，其本质是逼着本该仰望星空的牛顿们去干普通工程师们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逼正在跨水坑的人不得不仰头去看头顶的星星。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事儿。一个合理的科技政策，不应逼着人去“低头看星星”，也不应逼着人去“仰头过水坑”。该搞基础研究的，您就按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搞您的基础研究，该搞应用（基础）研究的，您就按生产实践需求搞您的应用（基础）研究，别什么都去搞，结果什么都搞不好。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科学史上就没出现过真正的“通才”！专家只是某一方面“专”才能成为专家，什么都会的只能成为社会上人人唾骂的“砖家”。

       可是，什么时候不再“低头看星星”与“仰头过水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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