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 饶毅

　　在目前中国社会讨论学术界不良风气的背景下,我碰到几个相反的例子,说明中国科学界有好的传统仍然在继续。这里简单记述的是两位年资高的科学家:他们既能对社会和科技界直率地、负责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和意见,而又能对自己有客观的态度。

　　促使我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是几天前在北京听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郝柏林先生给的一个演讲。我以前间接知道郝柏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物理学家,而且常直率地表达他对科学和中国科技界的意见和建议。这次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国际研讨会”上,我第一次有机会直接听到他的发言。他对中国现代科技史上不良现象有明确的批评,而且有些是针对科技界和更高领导的,他引用的事件和文章,使人可以查到被批评的对象。

　　在中国,各种人在私下批评领导是常事,有些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更是喜欢批评和批判其他人或领导,但有时候并没有足够证据,有时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做出了杰出科学工作的科学家,负责地、公开地表示批评意见的不多。物理学家郝柏林、生物学家邹承鲁是我知道的两个例子。他们不因为自己在现存体系里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忽略对问题的批评,即使造成上级的不满和其他人(包括下级)给他们贴不符合事实的标签,他们仍然长期地坚持公开而负责地发表自己的建设性批评意见。

　　更令人难忘的是,这些有性格的科学家,并不是只对他人有严格要求,而对自己没有客观评价。郝柏林在这次会议上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指出他为共同作者的一篇在世界物理学界较广为引用的论文,是在其他中国科学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是几个中国科学家合作的结果。我知道历史上一些中外科学家不愿公开承认其他人的重要贡献,也看到现在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华裔学者在中国国内故意忽略其他人的例子也不缺乏。 而象郝柏林这样的坦荡做法,实在是令人起敬。他举的另外一个例子,也是令人惊讶,在会议前几天,中国刚刚在《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水稻基因组的论文,这篇论文是中国迄今在基因组研究最优秀的工作,它得到了世界基因组学界的尊重,也得到了以前对中国基因组研究比较悲观者(包括我自己)的尊重。这个工作,正在被中国媒体广为欢呼, 郝柏林也是论文的作者之一,而他在会议上却用这篇论文来说明中国不能过早地乐观,而应看到这个研究从设计思路上、实验方法上、仪器设备上没有突破。在别人欢呼自己参加的研究时,很快给出不同的评价,不仅需要客观的态度、还需要相当的勇气。

　　我近年和中国科学家的交往中还看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邹承鲁先生,也是一位尊重客观的科学家。为了使大家、特别是国内年青一代和目前在海外的科学工作者了解中国国内历史上的优秀研究,我去年初步尝试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生命科学历史回顾和现状比较的文章(2002年正式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文章其中有一部分是写哪一位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工作最早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自然》杂志。我用计算机检索的结果, 1979年邹承鲁的论文是第一篇。我没有意识到现存计算机的几个资料库在时间上都有限,在我的文章的初稿中说邹承鲁是第一位在《自然》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我把初稿用电子邮件传给十几位中国科学家,他们提了许多好意见。其中, 只有邹承鲁指出我把这个《自然》第一搞错了,他告诉我至少还有1957年植物生物学家汤佩松、1946年地质学家李四光在《自然》发表过论文,虽然以后几稿修改过程中还有其他人提供更多资料,但邹承鲁是最早客观指出自己不是一个一般人会很高兴接受的第一。我想,这除了因为他对自己的成就有真正信心而不为某个第一记录所动以外,更说明他有客观的态度和尊重他人的精神,这一点,其实和郝柏林公开说明自己一个重要工作有周光召等前期基础是类似的。

　　在中国,郝柏林、邹承鲁等这样的科学家,有人钦佩、有人头痛、也有人不满。我写出这些我直接知道的事情来,希望给年青人、特别是学生们提供一些具体的例证,说明中国国内有成就的科学家们中有一批有客观态度者,使大家不只看到那些浮夸者。也希望人们能够看清为了社会公益而提的意见与嫉妒和牢骚是有根本区别的。

　　至于每个直率的人提的建议和意见,自然难以要求每一个都一定是对的,但是他们的负责精神和客观态度,使我们大家要认真思考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些至少对我是很有教益的。

　　2002年4月13日
　　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