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人类认识的三重根

        多年以前，还是个物理系学生的我，买过一本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大约翻过几次，每每看不懂又放下，到如今吃哲学饭若干年了，它依然在书架上沉睡着。倘能坠入时空虫洞回到那时，又恰巧随手拿了本陈嘉映的新作《哲学 科学 常识》（东方出版社，2007），只须瞟得那一句“在科学革命之前写自然哲学是一回事，在那之后还写自然哲学是另一回事”（该书第226页），当不再为读不懂老黑魔咒般的宏大哲学体系而苦恼，甚至可能因为“哲学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理论”，而径直追寻科学的终极理论之梦去了。时光无法倒流，好在哲学对于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来说还算条不错的贼船。
        今天，不论是由于什么机缘遁入哲学门的人，都是一边做着哲学，一边又不得不牵挂着哲学或思想的命运。曾几何时，哲学似乎是全部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但哲学家最终却发现，恰恰是哲学所自诩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诉求，将人们引向混沌黑暗的思想炼狱。遇到“是什么？”和“什么是？”之类的问题时，常人一般会去查辞典或上网搜索，搞哲学的却自觉不自觉地为理解世界的本质而辗转反侧。在本体论、知识论、价值论这些常人不知所云的旗号下，做哲学的始终在为实在、自然、目的、理性、因果、时间、空间之类的东西而论辩和争吵，但结果往往会落入奥古斯丁面对“什么是时间？”之类的问题时的尴尬：如果没有谁问我，我倒还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当我被问及它是什么，并试着解释时，我却糊涂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正是哲学家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东西。如今，在中文世界中以传播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而闻名的陈嘉映以洋洋三十万言讲哲学、科学与常识，试图一举解析人类认识之三重根，无论初衷为何，其勇气委实可嘉。
        倘若将哲学、科学和常识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类认识方式的话，似乎必然要遭遇“究竟什么是哲学、科学或常识？”之类的问题。实际上，至今也没有一个哲人能够对此直接地作出清晰且令人信服的回应，或者说，抽象地谈论所谓哲学、科学与常识的本质不过是一种理智的虚妄。倘若看官把哲学视为下定义的功夫，想从这本书中一劳永逸地找到铁板钉钉的答案，无疑并非作者的初衷。但如果能够循着作者在人类认识的历史路线图上投下的路标，或许能够透过那些朴实的“长篇大论”，对其主旨——谈论“科学怎样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该书第1页）——有所思考和感悟。至于全书的线索，作者在题献中引用了老子的话：“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大概是在提示读者如何领会哲学与科学间的复杂关系。
        为了细数哲学与科学的前世今生，作者首先对理性和理论做了一番梳理。自公元前800年以来，伴随着文字符号的出现，人类走出神话时代而进入理知时代，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应对周遭世界。所谓理性的态度就是文明社会所持有的“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也是一种能够比较与理解不同观念、反省与容纳不同生活方式的态度。一般认为，理性倾向于上升为理论，但作者指出，理论兴趣并不必然是理性态度的自发产物，因为理论所感兴趣的不是具体的事物，而是一般的、普遍的和抽象的东西，它试图通过对现实背后的隐秘结构的揭示，寻求对世界的整体解释。回望人类文明之来路，理性的态度与理论的旨趣大多相互分离，前者以生活所累积的常识应对日常生活，后者以神话或类比外推的学说解释那些超越经验或凭经验无法理解的现象，惟有“希腊人把理性态度引进了理论探究，以怀疑、讨论、求证来营建理论，产生了以希腊－西方的哲学－科学传统：哲学－科学营建理性的理论，以此取代神话”（该书第51－52页）。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源于这种建立在理性的理论之上、追求理论真理的“狭义的哲学”。 
        作者为何引入哲学－科学这么个日常话语中少见的复合词呢？这是概念辨析的结果。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那些原本为了认识的便利而创造出的概念都是纯粹和明晰的——哲学就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但作者通过对理性与理论的辨析，让我们看到两者在古希腊的联姻导致了一种在今天看来既像哲学又像科学的认识活动，其目标是“向常识要道理”。其基本方法是概念考察与整体解释的结合：通过对运动、物体、存在等基本概念的分析构建起融汇贯通理论；同时，运用理论思辨对世界提出一个形式一致的解释。由这种认识方式就得出了“天上的运动是完美的圆周运动”、“静止比运动高贵”之类的形而上学原理。但随之而来的最大的思想骗局是：本来是人类思辨的臆造物的形而上学，被无端地上升为真理，仿佛世界是为了符合它们才得以存在。在思辨的狂欢中，哲学与科学不得不画地为牢。横亘在亚里士多德和哥白尼之间的神圣的中世纪，并非全然无来由的断裂或插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思辨难以逃脱的窠臼。
        自哥白尼革命以来，“科学通过巨大的努力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影响”，全书至少用了一半的篇幅深入探讨了这一进程。透过近代科学的兴起、经验与实验、科学概念、数学化、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等章的分析，哲学、科学与常识相互纠结的鲜活意象呼之欲出，令人不禁想起普希金那首题为《运动》的诗来：“世界上没有运动。”一个满腮胡须的哲人说。/另一个哲人不开口，却在他面前来回地走。/他这个反驳真是再有力也没有。/人们都赞美这个奥妙的答复。/可是，先生们，这个有趣的事件，/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例子：/谁都看见太阳每天在我们头上走，/然而正确的却是固执的伽利略。
        值得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对此，作者颇费了些笔墨：自然哲学对自然本性的寻求已为实证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所替代，实证主义不问目的只问机制，操作主义只看有效性不顾真实性，云云。其中的确不乏真知灼见，但基本上局限于从科学的解释与理解功能展开论述。仔细推敲起来，从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到孔德的“知是为了预见”，皆表明自科学革命以来，人们对世界的根本旨趣不再局限于“解释世界”，而已进一步拓展为“改变世界”。 海德格尔曾论及现代科学的本质是技术性、科学的数学化意在对世界的操控与谋算，杜威亦主张科学是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易于为理论家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对于科学而言，比解释乃至预测更重要的是控制自然——最终为万有引力定律背书的，不是海王星的如期现身，而是人造卫星的准时绕行。简言之，不对世界做点什么，就难以深入地认识世界；反过来说，科学之所以能比哲学对世界多说些什么，是因为它一直在尝试对世界做点什么。
        单从“解释世界”的角度概观哲学与科学，作者的结论——“哲学之不能建构普适理论和科学的普适理论并不提供对世界的整体理解，这可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该书第249页）——似乎俏皮而恰当。但其中就科学而言，一方面，科学“成功地建立了普适理论”这种说法尚值得商榷；另一方面，既然科学早已与哲学分道扬镳，再谈论科学理论“并没有达到哲学－科学欲求的普遍理解”恐怕意义不大。对科学理论的哲学思辨与科学理论的创建实际上是两码事，科学并不必然要建立在形而上学原理之上。恰如温伯格所说，哲学多以否定的方式影响科学，而一般不会正面参与科学理论的建构。很多人为了寻求哲学意味的普遍理解而去修正量子力学或相对论，最多也只能重复建构一些平行理论，最知名的玻姆的量子理论亦是如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皆已从理解世界转向重建世界，科学不再是哲学－科学而是数学化和技术化的数学－科学与技术－科学，抛开科学概念的数学内涵和技术背景不可能对其进行有意义的分析，科学概念与哲学概念有天壤之别，难以直接相互对应。若依旧固守解释世界的旨趣，哲学之于科学必然越来越有鞭长莫及与隔靴搔痒之感……
        掩卷而思，如果“从来不可能有提供普适理解意义上的普适理论，从来不可能有对世界的完整理解”（该书第250页），那么，面对为科学所不断重建的世界，“执着于经验反省与概念考察”的哲学又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番作为呢？

注：本文为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