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舟曲洪灾我黯然无泪

    舟曲泥石流灾难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对于大多数社会人士来说，作为一个热点它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了。然而对于我、对于我们这些学水土保持的人来说就象一场恶梦久久缠绕。因为这是我们学习水土保持的人的本质工作。

   舟曲泥石流灾难令我有两个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泥石流灾害会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和破坏力，会造成如此多（一千五百多人）的生命被夺走，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学习水土保持的对于社会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血的代价来认识（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些学习水土保持的人对社会是可有可无的）。而我不禁要对我的同学们的命运扼腕叹息了！

    我不想对社会抱怨什么，我对于自己和同学们的命运一直采取忍受和沉默态度，但是当我看到舟曲如此巨大的泥石流，对社会造成如此破坏的时候我再次沉默是不是就表示我对社会负责呢？是不是就表示我并不争名夺利呢？困怕不是，那将表示我对于这个社会是多么的不负责任。所以，今天，乘着酒劲，我要发一发对这个社会不公的愤怒！

    当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说实在是因为我被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所鼓舞，那个神话故事就是“大禹治水”的美妙故事，我理想化的觉得大禹是如此的伟大，而我在治山治水中也可以如此伟大，所以我没有选择其他来钱专业，而是选择了这个我自认为很伟大的专业。然而事实与我想象的大不一样。我们这个专业在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问题无法解决，一个是我们这个水土保持专业既不属于水利部门管理，也不属于林业部门管理，所以水利部门和林业部门都不要。按照划分应该是水利部门管理，但是水利部门的水电业务和水利业务是主要业务，水保业务只是其中一个副业，所以水利部门根本就不要，毕业后进入水利部门的人全班（两个班60人）不到10个。其次是林业部门也不要，尤其是城市的园林部门不要，因为我们不是正经八百的林学专业。所以毕业后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进入城市的人不到三分之一，而进入城市的人中进入大城市的不到五分之一，进入城市改行的大约有百分之八十。其它人进入了广大农村，现在还在林业上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所以现在依然工作在林业部门的同学很少了。第二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正是全国实行就业市场化双向择业的开始，国家已经恢复高考15年了，也就是说国家已经把几百万大学生和中专生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了，国家部门中好的位子都让别人已经占领了，尽管还在进行分配，留给我们的是边远地区、基层部门、艰苦部门的位置了，过了几年干脆就不分配了（为数不多的好分配指标自然为别人所占有了，当然好是相对而言的）。国家部门对于人才的渴望不再似饥民之遇甘霖了，所以我们和以后的水保学者们的境遇可想而知了。毕业不久自杀的同学就有一个。

    据我统计，在我的30个同学中，现在还在林业岗位上人员是4个，在水利部门的是6个，从事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是6个，转行的14个。另外一个班的情况大体相同。而后来不包分配的情况我在200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的学校纪念建校70周年校史书上得到的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以后到2000年的毕业生有60%离开了水保行业，选择自己择业的占70%以上。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句流行话是这样说的：“水保水保没有人保”，现实地揭示了我们这些行业的可怕境遇。

    我们这个行业的凄惨来源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确定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不确定性）。搞水土保持的人主要使用两个办法来治理水土流失（土壤侵蚀），一个是林草法，一个是水利工程法。而且在这个行业里一直以来有两派学术派别，一派就是主张主要用林草方法来治理土壤侵蚀，另一派主张用水利工程和水保工程来治理水土流失，一直以来没有人占上风，至少在我们毕业的时候还没有争论出结果来。当然我以为自从实行退耕还林政策后逐渐有了一个结果，黄河水的泥沙含量逐年减少了，所以也就逐渐分出了子丑寅卯了，林草派逐渐有了立身之本。

    在我国，水土保持专业是一个新兴的应用专业，它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在不断争论中变化。开始是受到了极大的冷遇的，从我的同学的凄惨命运中可见一斑，当时（九十年代早期）全国设立水土保持专业的大学少之又少，大学生们的命运是差之有差。然而命运却往往会因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逆转。

    我们这个行业的学弟们的命运因为1998年的大洪水而变得“时来运转”。1998年的大洪水对于国家是个灾难，但是对于学弟们却是个大喜事。我不知道学弟们良好的命运建立在社会的痛苦之上的心情是怎样的，但是我常常自嘲的想学弟们是很幸运的，至少比我们幸运。1998年大洪水以后我的许多学弟进入了诸如黄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水利委员会、省级水利电力设计院、研究规划院所和全国知名大企业等一大批牛皮单位。而且对于水保措施有了新的硬性规定：任何一个工程在设计施工的时候必须进行“三同”，即必须同时进行水土保持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这个政策极大地改善了我们水土保持同行的命运。同时使得一批有设计资质的企业和个人大发横财。全国的水土保持专业象雨后春笋一样多起来。

    大概好了5年左右，到了2005年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就业形势又开始吃紧，许多学友找不到工作开始考研究生，当然这次吃紧是全国性质的，是各个行业都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水保一家，尽管如此我的许多学友1998年毕业后多数还是找到了好工作。主要是水利设计院、电力设计院、林业设计院和一些大企业。硕士进入大学的少一些，有的进入大学当辅导员。而我的同学中读博士的许多当了教授。

    不论境遇怎么好，我们这个行业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依然十分微小，我的大多数学友，我们中的大多数专家的政治地位微乎其微。这导致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们水保专家的声音在社会上和中共高层如远处的苍蝇飞行声音一样，不为人听。其实我长久以来被人忽略习惯了，年龄也大了，早就习惯了。但是苍天有时候不会因为你不发声而忽略你，终于在2010年夏季的某一天，它又把我们这些人翻到台面上了。因为泥石流本来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和学习内容。

  本来，我已经不是水保行业的人了，我从毕业一直从事造林工作，为了给儿女们积攒一些阴德，所以我基本与水保无缘了。然而我原来多少学过一些水保，而且我与这个行里的许多学者学友认识，我怎么能够置身度外呢？我记得毕业不久我自己思考水土保持问题，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了我的老师刘秉政教授，没有想到过了几个月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分析我的文章，给我很大的鼓舞。尽管那篇文章没有发表，而且文章原稿已经找不见了，但是我依然非常鼓舞。1997年我和我的同学在《山西水土保持科技》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城市防护林”的概念，没有想到受到行界的注意，次年的“全国水土保持研讨会”在庐山召开，我被作为特约代表邀请，单位的副职积极支持我去参加会议，还把我引到主管局长那里推荐，但是因为单位正职不同意没有参加，我与业界大佬失之交臂。2007年，我在研究风蚀方程式的时候根据泥石流的突出规律性写信给我的导师廖超英博导和我的老师王进鑫博导，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泥石流预测预报方程式”的建议，这个建议泥沉大海，没有下文。我想我的老师不回复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美国的通用流失方程和风蚀方程不是一个人搞出来的，而是一个团队在各个地方分工协作，在不同地区搞实验最后总结出来的。其中花费的人力和财力是很多的，而且时间跨度很大，需要的各类研究人员很多，不是一两个小小的课题组能够完成的。他们对此有很大难度，另外的原因让我理解，他们自身有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缺憾。尽管他们，包括王进鑫、廖超英、吴发启、张兴昌等人很厉害，但是这些人不可避免的有知识缺陷，其中包括中学基础知识的缺陷和实验技能的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他们不能贯通全局的根本所在。例如吴发启编著的《土壤侵蚀学》一书中就有大量的错误（尽管这本书很精彩），而我的导师廖超英就是具有方法论缺陷了，甚至他的知识结构就很不合理，原来一个学林的教师现在改为工科导师，原来又没有做过大的科研项目，也没有很好的学习过科学方法能不出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对于科研方法一塌糊涂那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还需要在这里感叹吗？我感叹我对于我想到的“泥石流预测方程”无能为力。但是我通过阅读相关资料觉得泥石流有极强的规律性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这件事情没有搞成功，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也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是苍天却解开了我身上的这点疤痕让我流血，于是我不得不在睡梦中回忆起我的这点伤痛事。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对当今全国几个知名教授横加指责，说我狂妄，然而我狂妄吗？当全国发生如此规模的泥石流的时候，全国的水土保持专家水利专家干什么去了？全国的水土保持站的专家干什么去了？全国的水保主管领导干什么去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及其它水利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我们搞水土保持的人的命运如此倒霉如同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我们的领导只会象救火队员一样东奔西跑，而不像预言家那样指点迷津？为什么我们有些领导在1998年大洪水的时候流泪，在2004年陕南泥石流的时候流泪，在2010年面对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时候依然流泪，泪水能不能换来人才外流和冷落。我们的人才何时才能变为主人公？！

面对舟曲泥石流，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