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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我领一个七人代表团到德国访问。到Aachen的第三天我们在Blumich教授的陪同下乘火车去Baker Hughes在Celle的研究中心交流。
到达Celle已接近午夜,下火车后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台阶才能出站。教授在前,领着我们疾步下楼。在最后两个台阶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突然踩空。只听到来自腿部的一声巨响,我“啊”了一声,并没有倒地,旁边的同事就把我扶起。但在接着的几秒钟之内,我大汗淋漓,疼痛不已,感觉周围的声音慢慢离我而去,很快就没有了听觉,但眼睛仍然能看清,意识也清醒。Blumich马上过来,与他们把我架上出租车,送进酒店。服务员找来一大袋冰,把肿大了的腿放进去。疼痛得到缓解,听觉也得到恢复。这时,有人提到去医院。可是,教授告诉我们,这几天全德国医院罢工!
我同我的代表团说:你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马上回国治疗,要么在后续旅程你们背着我走。我们的旅程才开始,我是主要联系人,又兼翻译和技术支持。他们马上表态,宁肯背我走,也要我留下。
第二天,我强忍着继续翻译,并给德方专家作技术报告。Blumich教授在一旁,相当地同情。当晚,他带我们回Aachen。Aachen的医院也都罢工,他只好领我到他邻居家做热敷理疗和按摩,不见效果。第二天一大早,又带我去一位著名外科医生——他的好朋友家里治疗。这位大夫非常有经验,他家里有一间办公室,常规设备和药品尽有,对我的腿骨折的位置和程度做了准确诊断。我告诉医生,我必须继续两周的欧洲之旅,隔天飞英国阿伯丁。医生给我一副带药的坚硬护腿,一对德国产的拐杖,一包吃的药,并叮嘱我途中要特别小心,不要用热水敷,要用凉水。
接下来,我去了英国的许多城市。有趣的是,在牛津大学和伦敦以及爱丁堡,碰到几位有腿伤的,他们都看上我的拐杖,甚至要买我的拐杖。我差点在牛津真的卖拐了!更加有趣且令人深思的是,在法兰克福、阿伯丁、伦敦等机场,我作为驻着拐杖的“残疾人”以及整个代表团都得到许多优待,走的是特殊通道,免排队,还安排我坐头等舱。只是我回到香港和北京机场,所有这些对“残疾人”的待遇就没有了——工作人员甚至都懒得看我一眼。怪不得在我国的机场和车站,根本看不到残疾人出没。他们没法走!
我打电话给在国外的妻子和孩子,通报在德国的经历。孩子马上就哭起来了。妻子停顿了一会儿,说:嗯,你年纪也不小了,以后走路不要光看人,也要看看路。一句话提醒了我,也许当时我真在看什么人?!只是午夜时分,光线太暗。
今年三月我应德国地球物理学会邀请又去了德国。在车站我仔细琢磨去年摔跤的原因。我感觉到,除了倒时差以及劳累以外,还应该有德国的阶梯与我国的阶梯高度不同引起的问题:至少在他们的火车站,阶梯的高度比我们这边要高约3~5 cm。我想,这应该是引起我摔跤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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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9-27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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