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根年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大约在十年前的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上，有一位科学家在大会发言中，对中国黄土研究多有微词，著名的科学家刘东生院士勃然大怒，当场批评了这位科学家，搞的大家目登口呆。散会休息时间，我们几个晚辈去看望刘东生院士，劝他老人家消消气，说：“个人看法不同，不必强求”。这一劝刘东生先生更加气愤，给我们讲了中国黄土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在世界的地位，还列举了他60年来关于中国黄土研究工作，指出这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问题，是捍卫科学和捍卫真理的问题。科学家视学术如生命，中国黄土研究是刘东生先生的生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领域他兢兢业业研究60年，作出了举世瞩目的伟大贡献，他深深爱着黄土，认为黄土是一本认识地球环境变化的“天书”。否认中国黄土研究，就是否定中国第四纪科学，也就是否定刘东生先生，这在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

    十多年过去了，我以刘东生先生为榜样，潜心研究旅游危机评价与管理，在旅游危机管理上取得了一点成绩，提出了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2006-2007年间参加全国学术会议，有人提出：“旅游业的发展是没有规律，怎么还能建立旅游本底趋势线？”以此对我的理论提出质疑。我多次想在会上与其争论，但又怕造成尴尬的局面，总是强压不住心中的怒火，这就引出后来在《旅游科学》发表的“对旅游业发展是否有规律的几点应答”。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旅游本底趋势线理论质疑的声音逐渐消失了。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回想起来从自私的角度来看，他是在否定我这10多年的研究，从更高的层次来看，他是在否定旅游科学和对旅游危机评估探索。

    30年的科学研究，我深深体会到：“科技创新：说伪容易，做真难”。任何一个科学技术的创新，没有科学家几十年艰苦的探索，没有夜以继日的广泛阅读和苦苦思考，没有反复千百次的实验与验证，没有牺牲所有节假日成百篇论文系统阐述，是很难获得科学界体承认的。与此相反，一些“半瓶醋”的学者，从科学“恶人”普波那里掂到“证伪理论”，并将其铺天盖地的胡乱运用，以点带面、以偏盖全“打假”，这不是科学打假，而是假打科学和科学家。其实，他们很清楚，科技创新是很辛苦的事，他们根本不愿干这样辛苦的事；同时，他们又很明白，要打到一个科学家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到他所创立的理论，从而达到否定其生命的目的。

    我无意介入国内科技界的纷争，还是评说西方科学史上的两个案例，这或许是有启发性的。大约在10年前，我看过解恩泽教授编写的一本书，书名叫《科学蒙难记》，估计在书店和图书馆可以找到。该书列举了历史上很多科学蒙难案例，这里仅举两个：一个是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蒙难，当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出版后，由于推翻托勒米的地心说，直接动摇到罗马教的理论基础，罗马教将其列为禁书反书，于是，教皇雇佣所谓的科学家，通过否定哥白尼的“日新说”，而达到否定哥白尼及其天文学新理论；二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蒙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法西斯仇视和消灭犹太人，将矛头直接指向爱因斯坦，雇佣大批纳粹科学家否定相对论，通过否定相对论达到否定爱因斯坦。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与相对论，哥白尼与天体运行论本身就是一体，否定了相对论业就否定了爱因斯坦，否定了天体运行论业就否定了哥白尼。

    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今天，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其实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尊重知识，就是要尊重创造了这个知识的人，尊重他科学的首创精神，尊重他几十年刻苦钻研，尊重他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点滴进展。中国的科学打假应该是建设性的，应该提倡在专业领域内的学术批评，其目的是完善科学理论，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破坏性和摧毁性的，将中国成名成家的科学家统统打到，将中国的科技创新统统否定。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稻研究，是他老人家一辈子的事业，尽管理论已经过时，但60年的研究达到极致，得到全世界公认和尊重。一切通过支言片语或个案，通过否定某科学理论而达到否定科学家的目的，我是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