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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文章中声称:“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typically encouraged to copy the words of their masters.”
我很怀疑。难道古人鼓励抄袭吗?——吾未之闻也。
古人同今人,认为写文章写书要有自己的创见或创获,并非以抄袭为荣。
如果说古代中国并没有类似西方的版权法,这倒是真的。不过,古人作书也有很多是著而不录自己的名字,反而是托为名人或圣贤,其原因较多,既可能是担心文网严密,也可能只是为了取信读者,以获利为计。
至于说到抄书,则有两个目的:第一,为了书籍的保存和流通,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前。第二,古人认为“读书不如抄(写)书”,是认为抄书可加深印像,比单纯读书效果要好。所以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把抄书为功课,如苏轼就三抄《汉书》。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的意思是自己不务创作,只是叙述和阐明先圣先贤学说而已。可这也不是鼓励抄袭呀。
黄庭坚提倡作诗“无一字无来历”,是避免文辞浮滑,用典要“夺胎换骨”,要“点石成金”,并不是鼓励抄袭。当然有一种体栽叫“集句诗”的。
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文体目的是要考试者依经立义,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考试范围在朱熹注的《四经》(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之内,形式和内容比较禁锢,但这也不是鼓励抄袭吧。在科场上抄袭也是要治罪的呀。
请问:“In ancient China, for example, students were typically encouraged to copy the words of their masters.”到底是说什么?
进一步阅读文章:
一、苏轼抄《汉书》
朱司农(掌管钱粮的官职)载上尝分教黄冈。时东坡谪居黄,未识司农公。客有诵公之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愕然日:“何人所作?”客以公对,东坡称赏再三,以为深得幽雅之趣。
异日,公往见,遂为知己。自此,时获登门。偶一日谒至,典谒(传达人员)已通名,而东坡移时不出。欲留,则伺候颇倦;欲去,则业已通名。如是者久之,东坡始出,愧谢久候之意。且云:“适了些日课,失去探知。”坐定,他语毕,公请曰:“适来先生所谓‘日课’者何?”对云:“钞《汉书》。”公曰:“以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东坡曰:“不然。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钞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公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表示肃然起敬),复请曰:“不知先生所钞之书肯幸教否。”东坡乃令老兵就书几上取一册至。公视之,皆不解其义。东坡云:“足下试举题一字。”公如其言,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公降叹良久,曰:“先生真谪仙才(谪降到人间的神仙之才)也!”
他日,以语其子新仲曰:“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可不勤读书邪?”新仲尝以是诲其子辂。
二、古人抄书/史飞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ba136d0100jq4l.html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流通主要靠手抄。大约是在晋代的时候图书结束了简帛时代,进入了纸张时代。由于印刷术是在唐以后才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在此之前图书全部系人工抄写。南北朝时期,抄书盛行,社会上出现了以抄书为业的“经生”。隋唐时期,政府十分重视抄书。隋文帝时官家向民间搜求异书,召集国内书法大家抄写,抄写定本后归还原主,共抄三万多卷。唐太宗时,更扩大了抄书工作。唐玄宗时,设立了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工作。唐代文宗皇帝,喜好典籍。因见内府“篇卷散乱,难以检阅”,搜集了公卿士庶之家的所有异书,设官员主持抄书事宜。抄书的人叫“御书手”。抄完藏于乾元殿,令“百官入乾元殿东廊观之,无不骇其广。”可见所抄书籍数量之大。当时各地官府也抄书,抄书的人叫“书手”或“楷书手”;还有所谓“书令史”,也是官方的抄写者。与此同时,民间抄书之风也很盛。出现了代人抄书的书铺。他们雇有大批以抄书为职业的人。这些人生活贫苦,以抄书所入维持生计,名“佣书”。唐以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等相继兴起,书籍大规模流通遂成为可能。但是即便如此,抄书在古代依然盛行。
古人抄书有严格要求。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空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抄书非常辛苦。一部薄薄的书抄几天、几月是常有的事。遇到大部头的书,费工费时更不在话下,尤其是贫苦的读书人,经济拮据,困难自然是很大的。
古代有不少和抄书有关的人和事,堪称书林佳话。东晋时著名的炼丹家葛洪勤奋好学,所抄之书达四百一十多卷。他说:“余抄缀众书,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南齐的沈麟士,一生抄了许多书,不幸的是在他八十岁那年,发生了一场大火,书都被烧了。老先生发愤重抄,又抄了二三千卷,装满了几大箱。《李氏山房藏书记》引宋代苏东坡的话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写,日夜诵读,唯恐不及”。《颜氏家训•勉学篇》家讲到东莞藏逢世,二十岁想读班固《汉书》,就用姐夫家里舍弃的废纸,抄了一部。《新唐书•柳仲郢传》称:“仲郢尝手抄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只一抄,魏晋及南北朝史,再。”《世说新语•巧艺》载:戴安道就范宣学,视范所为,范读书,亦读书,范抄书,亦抄书。《梁书•袁峻传》载: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王筠传自序》载: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遇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渊鉴类函》载: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旧唐书•魏谟传》载:谟尝钞撮子书,以类相从,二十卷,号曰《魏氏手略》。《耆旧续闻》载:东坡谪黄州,日课手钞《汉书》,自言读《汉书》凡三钞: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字。《鹤林玉露•卷一》载:高宗尝御书《汉光武纪》赐执政徐俯曰“卿劝朕读《光武纪》,朕思读十遍,不如写一遍。今以赐卿。”明代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自己幼时即嗜书,家贫,无以致书一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读书作文谱•卷二》载:孙月峰读书,凡有所评,必草稿已定,而后用格端整书之,不肯以草率从事,故所评《国策》、《史记》颇有独见。《明史•张溥传》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抄。抄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抄,如是者六七始已。清康熙年间学者、诗人朱彝尊爱书如命。据《清朝野史大观》载:钱谦益的族子钱遵王作《读书敏求记》一书,里面记述了钱家所藏的宋版、元钞等善本书。朱多次请求借阅,都未如愿。有一天,朱宴请地方名士,钱遵王也在邀请之列。趁此机会,朱用黄金、青鼠裘买通钱的亲随,偷出了善本书,请了十几个书手在密室里过夜赶抄,宴会结束,书也抄好了。故,时人称为“雅赚”。此外,朱在担任朝廷国史期间,私自雇了一位叫王纶的楷书手,偷抄他经手的从全国送来的书籍,因此被人弹劾,罚降一级。于是他在偷抄的书的盒子上写道:夺侬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因为偷抄书而被降职,可谓嗜书如命。时人谓之“美贬”。无独有偶。宋代的刘仪美,绍兴二年中进士,官俸所得,总要分出一半来买书,买不到就借人家书抄,而且为防散失,每种书都抄三套。居官十年,连买带抄,藏书达一万卷。不料有人将此事上奏皇帝,说他只管抄书,公务都荒废了。皇帝也不调查,直接就罢了他的官。他的朋友为此忿忿不平,写诗说:“只因翻古书,不觉堕危机。”这真是冤煞了抄书人。
三、著书·抄书·窃书/田 芝
http://www.minge.gov.cn/txt/2008-10/08/content_2507379.htm
康熙六年(1667),五十五岁的顾炎武,从北方回到江南稍作逗留之后,又一次从江南出发,途经山东,来到北京。这一次,他从友人处得到了《春秋纂例》、《春秋权衡》和《汉上易传》等书,又由友人资助,抄录了这些书。事成之后,他写了一篇《抄书自序》,谈了他抄书的缘起和经历。
顾氏起家在明代正德年间,传到顾炎武这一辈,先后六代,一直走着读书做官的生活之路。顾炎武说,在他高祖之时,他家里已藏书六、七千卷。这些藏书,在嘉靖年间因为“倭乱”而毁废殆尽,但到万历初年,也就是在他曾祖父手里,家中藏书又积聚渐多,恢复到他高祖时的规模。到他祖父这一辈,因为分家,藏书一析为四。顾炎武因为其堂祖父(蠡源公)之子早夭,而过继给堂叔,这位堂祖父就是顾炎武的嗣祖,也就是顾炎武自己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先祖”。顾炎武说,他的嗣祖“益好读书”,家中的藏书便“增而多之”,到他手里,家中藏书又有六、七千卷。他的嗣祖死于崇祯十四年(1641),这一年顾炎武二十九岁。三年之后,明清易代,顾炎武的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遗嘱是要顾炎武“勿为异国臣子”。改朝换代之际,顾炎武与许多江南士子一样,“转徙无常”,家中藏书“散亡者什之六七”。后来时局稳定,顾炎武既不走仕进之路,读书便成了他不计功名的主要生活。顾炎武家中的藏书,随着他的读书生活又增加了。这些藏书,除购买的刻本之外,还有他抄录的部分。他在《抄书自序》中说:“炎武之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抄,或募人抄之。”
抄书是古代读书人获得书籍的一种主要手段。即使在印刷业已相当发达的晚明时代,抄书仍然是人们获得书籍的重要手段。在顾炎武高祖的年代(正德年间),市面上流布的书籍,不过是官府和书商刻印的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性理诸书,其他书籍即使有刊刻的,也只是“好古之家”的收藏。因此,许多书籍往往是通过借抄而获得的。上文提到的《春秋纂例》、《春秋权衡》等书,顾炎武就是从别人那里抄录而得的。
然而,抄书不仅仅是得书的手段,还是撰书的一种方式。顾炎武在《抄书自序》中记述道:“自炎武之先人皆通经学古,亦往往为诗文,本生祖赞善公文集至数百篇,而未有著书以传于世者。”他曾以这个问题,问他的嗣祖。他的嗣祖对他说:“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子,惟读书而已。”(《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在顾炎武的祖父看来,“著书”是必须以学问超越前人为前提的,而学问超过前人,又是以读书多于前人为条件的。既然读书不博于前人,学问不及于前人,“著书”也就无能为力,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抄书”。
抄书与著书不同。何谓“抄书”?顾炎武的嗣祖以自己的实践,为此作出了注解。顾炎武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中记述:他的嗣祖七十多岁了,足不出户,“阅邸报,辄手录成帙,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二千余字,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七年九月,共二十五帙。”这些从邸报中抄录的内容,虽有阙失,后来经顾炎武的补缀,而成《三朝纪事阙文》。对此,顾炎武解释道:“非敢比于成书,以备遗忘而已。世之君子尚怜其志而助之见闻,以卒先人之绪,其文武之道实赖之,而臣祖之遗书亦得以不朽矣。”顾炎武的嗣祖以为自己读书和学问皆不及前人,所以老老实实地以抄书为志业。这是他有自知之明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弊”而作出的。顾炎武的嗣祖生当晚明时代,与当时出版日益发达的情况相应,其时“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可是大多数人的著作,不过是“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这种“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的著作之法,深为顾炎武的嗣祖所诟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极言“著书不如抄书”,并以此教诲顾炎武,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顾炎武完全禀承了其祖父的教训,读书问学,日常以抄书为功课。崇祯十二年(1639,是年顾炎武二十七岁),顾炎武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这两部在今人看来属于鸿篇巨制的著作,在顾炎武的心目中只是“抄书”而已。《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他“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肇域志》是他“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阅志书一千余部……”所成。他在为此书作序时说:“年来糊口四方,未遑删订,以成一家之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
当然,顾炎武的学术志向是著书立说。顾炎武四十岁时(顺治九年),“斐然欲有所作”。他想:自少年从事科举帖括之学有二十年的功夫,最近十来年“学为诗古文”,而又博览群书,他觉得可以著书立说了。他的《日知录》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撰作的。可是,“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顾炎武反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他在抄阅《春秋权衡》一书之后慨叹道:“愚尝有所议于左氏,及读《权衡》,则已先言之矣!”学问永无止境,而其中极重要的一点是,即使经过几十年努力研读,好不容易有可以沾沾自喜的一得之见,也往往是前人早就说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源远流长、从未中断过的文化环境中,读书人要发前人未发之覆,言前人未及之言,谈何容易!
顾炎武将“著书”比喻为“铸钱”。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道:“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他著《日知录》,面对前人之书,将之视为藏铜之山,他则采铜于山,鼓铸为钱,而不是像天启年间以来,朝廷收买旧钱以铸新钱的做法。显而易见,以钱铸钱的著书办法,是不会增加知识的“总量”的,它不过是抄袭已有的知识而已。这种做法,用顾炎武祖父的话说,是“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窃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窃书”一条,他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相反,著书的目的在于立说,而所立之说,一定是言前人之所未言。就像铸钱,只有采山之铜以铸新钱,方能增加市场通货的总量。显然,这就不是改窜前人之书可以做到的。顾炎武在“著书之难”一条中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不可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集释》卷十九。)急于求名,所以惟有买人之钱而铸之。而在顾炎武心中,著书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天下国家,为了明道救世。他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日知录》等,宗旨莫不在此。
从顾炎武一生的学术事业看,他从抄书到著书,始终以读前人之书为立说的基本功,力求做到“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方才做到了“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日知录·潘耒序》的程度。当代明清史家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责编 吴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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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0-20 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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