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新出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卞僧慧编,中华书局,2010年4月),随便翻阅,看到一段“往事”,或能纠正传说,所以“不辞劳苦”抄录下来,还意外生出一点感想。
那段往事流传久远,比较通行的版本说的是,1932年,寅恪先生为清华国文考试出题,其中有对对子,有个小题目是对“孙行者”。先生自拟下联为“祖冲之”,而“当时全场仅一人对出”,曰“胡适之”。据说陈先生大为叹服,说凭这三个字,可以随便选清华哪个系。白化文先生专门撰文写这段故事,还指出那个考生即后来的语言学家周祖谟。
吴小如先生给白先生去信说,陈先生拟的标准答案应为“王引之”,则“对仗极工”,远胜“祖冲之”。
1932年8月17日《清华暑期週刊》发表了对陈先生的采访。先生讲了对对子的理由:
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中国文字,固有其种种特点……“对对子”即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系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实为基础知识……
……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布原对,余以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矣。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考生较好之对,惟考卷尚未完全看完,且非经余一人评阅,但可就所忆者发表一二:一年级新生,对孙行者最佳者,当推“王引之”,因王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为佳……
答问时,“考卷尚未完全看完”,还没出现“胡适之”;“亦不必发表余所对”,所以也没说先生自拟的答案。后来所谓自拟答案,大概都是旁人对这段话的演绎或误传。30多年后(1965年),陈先生重提旧事:
因苏东坡诗有‘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抑更有可言者,寅恪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
可见先生的答案本就是“胡适之”,白化文先生考证时,似乎没想到检阅过去的文献。
对联的事情引起很大反响,如李琦发表在同年8月31日天津《大公报》的文章说,很多人“指摘清华复古”,争论很热闹。其中提到几个题目: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人比黄花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这一下真苦了二千考生”。就那场争论,陈先生还给傅斯年写信,从对对子问题转到马建忠(眉叔)的《马氏文通》:“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还说
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明年清华若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
陈先生精通多种外文,比我们更能体会中文与西文的差别。他骂马氏为谬种,看来是不赞成以西洋语法体系来规矩中文。【马氏在写在前面的“后序”里说,“是书也,因西方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意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
可惜先生的主张没能贯彻下来——后来不考对对子了,如今中小学语文课有没有讲对联或诗词格律的呢?没有吧?大学似乎也没有——因为我见过记者分不清上下联,也见过“文化学者”不懂七律,甚至见过元曲专家在他专著的后记里写的不着四六的“律诗”……
我感觉,学一点对对子和格律诗的基本功,能更好体会汉字音形意“三位一体”的奇妙。如今语法以词为单位来解析中文,顶多解了一半。所以我们在学校也只学了可以西化的那一半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