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余论》是代表朱震亨学术思想的重要医学著作，为什么要用一个理学概念命名呢？这得从作者的生平谈起。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金华人（1281~1358年），因世居丹溪，又有“丹溪”之称。朱氏自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文章辞赋，一挥即成。宋元时期，金华号称“小邹鲁”，来讲学的儒者接踵不绝。当时，浙东朱学名家许谦（字文懿）在东阳山讲学，从者数众，朱氏往拜之，得朱熹四传之学，成为东南大儒。因此，金华的府志，朱氏不在方技传，却在儒林传[1]。朱氏生在乱世，虽深得濂（周敦颐）、洛（程颢、程颐）、关（张载）、闽（朱熹）之学，无意功名；又因其母患脾痛病，众工束手，于是立志钻研医学，30岁读《素问》，40岁再次研究，后从学于罗知悌，得河间、载人、东桓、海藏之传，而为一代名医。可见，朱氏集儒医于一身，二者互相援引是可想而知的。正如《格致余论·序》所云：“古人以医为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论》。”
一、“理在事先”、“从心到物”的认识论
“格致”最早见于《礼记·大学》之中，原文是“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格”是推究的意思，推究什么“物”呢？这有两种决然不同的含义。在儒学的唯心主义体系里，此“物”不是自然之物，而是“天理”、“天命”。如程颐解释为“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遗书·卷二十五》）。在唯物主义的体系里，可理解为“通过接触事物而获得知识”。正如“since”这个词16世纪从西方传到中国和日本，两国都把它译作“格致”，直到19世纪末，才引进“科学”二字取而代之。那么，《格致余论》所“格”为何“物”呢？我们说，实际是后者，而作者偏偏倒过来说成是前者。
毫无疑问，在朱氏的著作中，基本来自他对临床实践的总结和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格致余论》所载医论40余篇，有察色诊脉的经验，有妇、儿、杂病的疗效观察，有处方用药的体会，有养生方法的搜集整理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医疗实践的精华汇萃。然而，毕竟朱氏生活在那个时代，深受理学熏陶。他在著作中多次引用周子、邵子、朱子、许学士之言，自以为画龙点睛之笔，殊不知画蛇添足，多有牵强附会。他在《相火论》中写道：“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不能不动。”（周敦颐的原文见《太极图说》：“神发智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焉。”）拎来“从心到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论调来说明“欲起于心、火动于妄”的医学观点。因此，他强调保健之道，应遵“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养心，皆所以防此火动于妄也。”具体措施是“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所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即是要“人欲”服从“天理”，思想言行服从封建道德的标准，又变成客观唯心主义的论调。朱熹的原意是，道心是从纯粹的天命之性发出的，是至善的；人心来自人的愿望，是从具体的气质之性发出来的，可善可不善。超凡入圣的修养方法就是使人心服从道心。朱氏援儒入医，并以此作为其主要理论依据，是不足为取的；然而从另一角度，即用理智控制情欲的养生观，又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引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也是属于“理在事先”、“理生万物”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特别是朱氏的另一本医学著作《丹溪心法》，明明是临床观察的总结，却偏偏要冠之为“心法”，都是为了顺从理学而牵强附会、倒立的说法。
二、“太极”、“太虚”的宇宙观
朱氏生活的时代，张载的“太虚”为万物之本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很盛行，在《格致余论》中可见其明显痕迹。如《夏月伏阴在内论》中，有“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根于中者曰神机，根于外者曰气血。万物同此一气，人灵于物、形与天地参而为三者，以其得气之正而通也。故气升亦升，气浮亦浮，气降亦降，气沉亦沉，人与天地，同一橐菕。”这和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张氏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即是“气”或“太虚”；世界的现象只是“气的聚散”。所谓太虚就是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见张载《太和篇》）。在当时，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性的范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进步。它表达了“物质第一”的观点，又阐明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即气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人和万物同源一气，生死成毁都是气运动的结果。但是，朴素的唯物主义由于其不彻底性，常常和唯心论搅在一起。朱氏在接受“太虚说”的同时，又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作了经典的描述。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土金木，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朱氏完全照搬了这种论点，他在《相火论》中一开始就写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为了引入到医学理论中，他对“火”作了发挥，“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外阳，主乎动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行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从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火，故谓之相。”何谓“太极”？正如朱熹所注：“太极只是一个理字”（《语类·理气·上》），“太极乃天地万物自然之理”（《太极图书解》）。总之，无论是“太虚”还是“太极”，朱氏只是顺便使用，要旨在于阐明医理，并无心作更深入的探讨。从引文可以看出，他对基本精神完全照搬，至于字句的略约，并非对原理的修正，也不能说他就把《太极图说》改成唯物论的了[2]。
三、“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方法论
“天人相应”观念是先民们对人和自然的长期观察而获得的早期印象，后来就变成了一种“取类比象”的方法论手段。它不是理学家的专利，却为理学家所热衷，也是朱氏的得力武器。
在《格致余论》中，朱氏的一个著名的学说——“阳有余阴不足”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论证的：“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日实也，亦属阳，而运于月之外；月缺也属阴，禀日之光以为明者也。”他用天大地小、日圆月缺的直观现象，推演宇宙和人体都存在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所谓规律，今天看来似乎十分荒谬，但在当时以至后来多少年，都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在阐明“相火”的功能时，他又以“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来类比，可见其运用普遍。周敦颐为了解释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也通过这种比喻把“刑法”说成是自然的法则——天道：“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可见，这种“天人相应”的论调纯粹是为我所用。
从《格致余论》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如何强调“天人相应”思想的？他说：“善言天者，必有证于人，……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气，外应皮毛。《内经》谓阳为外卫，非皮毛乎？此天之相也；其包裹骨肉脏腑于其中，此地之相也；血行于皮里肉腠，昼夜周流无端，此水之相也。合三者而观，非水浮地、天摄水、地悬于中乎？”“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时，人之五脏六腑亦应之而衰旺”（均《天气属金说》）。
“天人相应”、“取类比象”的思想方法，在《内经》中成为一条主线，朱氏兼通医、儒，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但是，这种方法只能为我们扩大眼界、开阔思路，提供一种人与自然紧密相关的思想方法，其推理并不严谨，结论仅供参考，如果生搬硬套必然陷于“诡辩论”的泥沼。以上可见，周敦颐用来说明政治，朱氏用来解释医学，二者同工异曲，均貌似有理，结论仍然须进一步求证。后来，明代医家张景岳又用此方法，引证另外一些现象来批评朱氏的理论，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也在医学史上留下烙印。
四、“主静”、“节欲”的养生观
翻开朱氏的《格致余论》，开卷之首即是《饮食签》、《色欲签》二篇，其后又有《茹淡论》、《房中补益论》等等，反复强调“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欲，于身尤切。”（《饮食色欲签叙》）如果说“阳有余阴不足”是滋阴学说的理论基础，那么饮食色欲贯穿全书，则是“阳有余阴不足”的立论依据。其理学渊源，也是有待揭示的。
宋元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学派，宣扬一种变相的僧侣主义、禁欲思想。他们鉴于自然农业时代的生活资料明显“求大于供”的现实中，一心维护朝廷，而把下层人民求生的正当要求斥为“人欲”，说成是万恶之源，教人尽生遏制。宣扬“人人安命”的天理，即所谓“去人欲，存天理”。什么是“人欲”？主要是饮食男女。朱熹解释为：“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分明是要广大人民降低生活要求，放弃对现实苦难的反抗，而统治阶级却可以任意恣为。然而，朱氏将其引入医学领域，意义却有变化。
朱氏认为，饮食色欲乃人身自然之理，但陷溺其中，则又妄动而生变：偏食厚味，爽口作疾；贪念情欲，火动精走，阴气暗亏，百病由生。他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于形成“滋阴学派”、发展祖国医学理论，仍然是功不可没的。他认为，养生的关键是“主静节欲”。如何“主静节欲”？朱氏认为“无欲则静”，其要点是“不见所欲，使心不乱”；并主张“医之立教，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以防相火妄动。他指出，凡动皆属于火，火动于妄则致病。“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其动之极则病而死矣”（《房中补益论》）。于是，养生之道归结为：茹淡、节食、远帷幕、保天和。总之，朱氏“主静节欲”的养生理论是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翻版。关于具体措施，也是大同小异。例如周敦颐主张“静”和“慎动”；张载主张“寡欲”；程颐兄弟主张“闲邪存诚”；朱熹主张一个“敬”字（即“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有所畏谨，不敢放纵”）；许衡主张“存养”和“省察”。
车离教授在《儒医辨》一文中曾评价：“元代朱震亨是儒医，他‘参以太极之理’，用理学唯心主义论解释‘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规律，是应当批判的，但他在临床上的滋阴法则对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这是公允的，无论如何，宋明时期的理学盛行，形成了哲学向祖国医学的第2次大规模渗透。当时，学派林立，诸家争鸣，学术空气浓厚，虽然产生了一些消极思想，甚至把医学研究进一步带进“避实就虚”的思辩主义歧途，但也产生了一些对临床医疗有益的观念和认识。
参考文献
1 唐玉虬. 医林儒林合为一人的朱丹溪. 新中医药，1957，（4）：
2 朱丹溪谈“参以太极之理”的是非得失. 医学与哲学，1983，（5）：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279293-3579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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