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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奇才”（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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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最近这个高考里头出现的陕西国学奇才，好像很火的样子，评论文章也有不少。本文来自水木，全文转载如下，先highlight一下结论：
八位教授爱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拔苗助长、因一人而乱抡才大典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是因小失大、不顾全局的。如果真惜才，晚生后学有上中下三策， 不妨一听：上策是上书教育部门，专设一门“国学奇才科”，专门选拔国学奇才，标准自定，毕业去向自理，如此则各考各的，标准明晰，互不相扰，皆大欢喜；中 策是说服孙见坤端正心态，并在国学专业研究方面给予帮助，而不占用学校资源，不干扰正常高考选拔秩序；下策是帮孙见坤找几个好的辅导老师，认真复读，来年 再考——就算总分再不济，至少文科和语文不能再不达标了吧？
发信人: moodstation (大耳朵~明月无心自皎洁), 信区: TsinghuaCent
标 题: 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奇才”（zz）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Aug 27 09:35:31 2010), 站内
据媒体报道，“国学奇才”孙见坤博览群书，却高考落榜，达不到复旦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只能屈就二类学府，8位教授联名上书陕西省招办求情，却被后者拒绝。一些人据此认为，招办食古不化，贻误“奇才”上进云云。
看到这里不禁想起另一个响当当的“奇才”——清末名臣左宗棠来，他虽然弱冠即中举，却始终未当过进士，后来建功立业，官居极品，却始终以不得“正途出身”耿耿于怀，甚至上书朝廷，要辞官去参加科举，最终朝廷给逼得没法，送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荣誉学位”安抚，即便如此，左宗棠终身都以没考上进士为憾。
憾归憾，名扬天下、权倾一时的左季高，却并没有强逼朝廷“破格”让他成为正式进士，朝廷也只安抚到“同进士出身”为止，并没真个让他做进士，因为进士是要考的。选拔人才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够因为个别人的特殊情况随便通融，否则制度就丧失了公平性、严肃性，或许这样做，可以破格获得一个“奇才”，但“格”的被破坏，却可能影响千万个“奇才”的上进之路，孰小孰大，不是明摆着的么？
从世袭制到察举制，从科举制到考试院，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机制演变，始终遵循着由近亲繁殖到兼收并蓄、由不公平不公开的小圈子选拔，到公平公开的考试定终身这一原则，民国时代“五权”之一的考试院体系，和当代历经坎坷的高考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趋势，借鉴了其中可取的精神。尽管“一考定终身”本身有不科学、待完善之处，也的确会令某些“奇才”抱憾终身，但至少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中国的高考曾人为中断10年，所谓“听群众意见”的“工农兵推荐制”，最终成为特权私相授受的翻版，人才选拔一旦丧失了公平的标尺，所得几何，所失又几何？从这点上看，陕西省招办何错之有？
从报道中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其实已经被“破格”，只是他的高考成绩甚至连“破格”线都没达到，而且身为“国学奇才”的他，居然连文科科目都没有达到比及格线还低的“破格”线，如果连这样的“格”也能破，岂不是想告诉天下人，“国学”是门可以让人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无用的学问？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曾说过“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前者的标准是“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后者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用时代的语言诠释，就是国学也要与时俱进，“奇才”更应关注国事民生，经世致用。历史上的“国学奇才”，大多并非纯粹关门做学问的人，而是有多方面的才能，广阔的眼界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如儒学宗师孔子精通六艺，娴熟外交和礼仪，在担任小司空和大司寇的短暂时间里，都做出不凡的政绩；奠定儒家“独尊”基础的董仲舒，靠著名的“白虎三对”起家，三次“面试”，所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话题，后来担任江都相也政绩不凡；校注四书的大学者杜预号称“武库”，在政治、军事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更是西晋统一战争的实际决策者；学识超卓的苏轼对于时务、国政有独特见解，在地方官任上更能造福一方；“拗相公”王安石锐意改革，虽然保守争议，但即便政敌也承认他的政治头脑和才能；明代开创儒学新局面的王守仁文武全才，不但安定西南功勋卓著，还是平定宸濠之乱的统帅；清代的儒学大师曾国藩同时也是湘军创始人、洋务派领袖之一；被认为“守旧”的“国学奇才”辜鸿铭其实学贯中西，精通时务，更是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的幕后推手之一；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非埋头故纸堆，一味读死书，而是有家国之忧，民族气节的学者，更始终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国学”，并非仅仅埋头读书，寻章摘句，而是博古通今，关心时务，与时俱进，有用于世，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媒体报道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的事迹，只限于读了几千部古书，且对其中内容较为熟悉，不能说这不是一项专长，但仅凭这一专长，对社会的助益是有限的，“国学”也绝不是拘泥典籍、不通人情时务的收藏品，如果说孙见坤的确是“国学奇才”，那么，经受一些多方面的阅历、包括挫折阅历，又有什么不好、不对的？
术业有专攻，高考虽然是一种有局限、有缺陷的选拔方法，但毕竟是一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标尺，有些人才虽然是“奇才”，但天生不适合这种考试选拔的方式，如大诗人李白，大文学家蒲松龄，前者始终失意，靠“特招”当官，最终被证明的确不适合从政；后者一再落榜，直到晚年才混上个近乎“成人高考文凭”的贡生，他们在考试上的一再失意，并不妨碍其在特定领域（诗人、文学家）上的辉煌成就。孙见坤如果只是想做古文献研究者，如果真如教授们所言，在自学期间就成绩斐然，大可以循着这条成功道路继续自学下去，依然可以向李白、蒲松龄、胡三省、万斯同这样的古代“奇才”靠拢；如果想通过高考，在新的、更经世致用的领域获得新的机会，那就应放下“奇才”的身段儿，踏踏实实地和其他人一起过高考这座桥——平心而论，一再扩招后，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独木桥”，并不是那么难过，更何况，有关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孙见坤“优待”，他的桥比别人要宽得多，就这还过不去，能赖谁呢？
高考是选拔人才“毛坯”的，说到底不是专为选拔“奇才”而设定的，孙见坤就算真是“国学奇才”，也不应在这个“广谱性”选拔机制面前，获得过多的优待——你是国学奇才，人家还是烹饪奇才、摇滚奇才、放牛奇才呢！
八位教授爱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拔苗助长、因一人而乱抡才大典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是因小失大、不顾全局的。如果真惜才，晚生后学有上中下三策，不妨一听：上策是上书教育部门，专设一门“国学奇才科”，专门选拔国学奇才，标准自定，毕业去向自理，如此则各考各的，标准明晰，互不相扰，皆大欢喜；中策是说服孙见坤端正心态，并在国学专业研究方面给予帮助，而不占用学校资源，不干扰正常高考选拔秩序；下策是帮孙见坤找几个好的辅导老师，认真复读，来年再考——就算总分再不济，至少文科和语文不能再不达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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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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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位教授爱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拔苗助长、因一人而乱抡才大典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是因小失大、不顾全局的。如果真惜才，晚生后学有上中下三策， 不妨一听：上策是上书教育部门，专设一门“国学奇才科”，专门选拔国学奇才，标准自定，毕业去向自理，如此则各考各的，标准明晰，互不相扰，皆大欢喜；中 策是说服孙见坤端正心态，并在国学专业研究方面给予帮助，而不占用学校资源，不干扰正常高考选拔秩序；下策是帮孙见坤找几个好的辅导老师，认真复读，来年 再考——就算总分再不济，至少文科和语文不能再不达标了吧？
发信人: moodstation (大耳朵~明月无心自皎洁), 信区: TsinghuaCent
标 题: 什么是真正的“国学奇才”（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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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国学奇才”孙见坤博览群书，却高考落榜，达不到复旦大学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只能屈就二类学府，8位教授联名上书陕西省招办求情，却被后者拒绝。一些人据此认为，招办食古不化，贻误“奇才”上进云云。
看到这里不禁想起另一个响当当的“奇才”——清末名臣左宗棠来，他虽然弱冠即中举，却始终未当过进士，后来建功立业，官居极品，却始终以不得“正途出身”耿耿于怀，甚至上书朝廷，要辞官去参加科举，最终朝廷给逼得没法，送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荣誉学位”安抚，即便如此，左宗棠终身都以没考上进士为憾。
憾归憾，名扬天下、权倾一时的左季高，却并没有强逼朝廷“破格”让他成为正式进士，朝廷也只安抚到“同进士出身”为止，并没真个让他做进士，因为进士是要考的。选拔人才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能够因为个别人的特殊情况随便通融，否则制度就丧失了公平性、严肃性，或许这样做，可以破格获得一个“奇才”，但“格”的被破坏，却可能影响千万个“奇才”的上进之路，孰小孰大，不是明摆着的么？
从世袭制到察举制，从科举制到考试院，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机制演变，始终遵循着由近亲繁殖到兼收并蓄、由不公平不公开的小圈子选拔，到公平公开的考试定终身这一原则，民国时代“五权”之一的考试院体系，和当代历经坎坷的高考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这一趋势，借鉴了其中可取的精神。尽管“一考定终身”本身有不科学、待完善之处，也的确会令某些“奇才”抱憾终身，但至少对所有的人都是公平的。中国的高考曾人为中断10年，所谓“听群众意见”的“工农兵推荐制”，最终成为特权私相授受的翻版，人才选拔一旦丧失了公平的标尺，所得几何，所失又几何？从这点上看，陕西省招办何错之有？
从报道中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其实已经被“破格”，只是他的高考成绩甚至连“破格”线都没达到，而且身为“国学奇才”的他，居然连文科科目都没有达到比及格线还低的“破格”线，如果连这样的“格”也能破，岂不是想告诉天下人，“国学”是门可以让人连及格线都达不到的、无用的学问？
《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曾说过“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区别，前者的标准是“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而后者则是“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用时代的语言诠释，就是国学也要与时俱进，“奇才”更应关注国事民生，经世致用。历史上的“国学奇才”，大多并非纯粹关门做学问的人，而是有多方面的才能，广阔的眼界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如儒学宗师孔子精通六艺，娴熟外交和礼仪，在担任小司空和大司寇的短暂时间里，都做出不凡的政绩；奠定儒家“独尊”基础的董仲舒，靠著名的“白虎三对”起家，三次“面试”，所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话题，后来担任江都相也政绩不凡；校注四书的大学者杜预号称“武库”，在政治、军事领域都有突出成就，更是西晋统一战争的实际决策者；学识超卓的苏轼对于时务、国政有独特见解，在地方官任上更能造福一方；“拗相公”王安石锐意改革，虽然保守争议，但即便政敌也承认他的政治头脑和才能；明代开创儒学新局面的王守仁文武全才，不但安定西南功勋卓著，还是平定宸濠之乱的统帅；清代的儒学大师曾国藩同时也是湘军创始人、洋务派领袖之一；被认为“守旧”的“国学奇才”辜鸿铭其实学贯中西，精通时务，更是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新政的幕后推手之一；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并非埋头故纸堆，一味读死书，而是有家国之忧，民族气节的学者，更始终提倡“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国学”，并非仅仅埋头读书，寻章摘句，而是博古通今，关心时务，与时俱进，有用于世，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媒体报道可知，“国学奇才”孙见坤的事迹，只限于读了几千部古书，且对其中内容较为熟悉，不能说这不是一项专长，但仅凭这一专长，对社会的助益是有限的，“国学”也绝不是拘泥典籍、不通人情时务的收藏品，如果说孙见坤的确是“国学奇才”，那么，经受一些多方面的阅历、包括挫折阅历，又有什么不好、不对的？
术业有专攻，高考虽然是一种有局限、有缺陷的选拔方法，但毕竟是一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标尺，有些人才虽然是“奇才”，但天生不适合这种考试选拔的方式，如大诗人李白，大文学家蒲松龄，前者始终失意，靠“特招”当官，最终被证明的确不适合从政；后者一再落榜，直到晚年才混上个近乎“成人高考文凭”的贡生，他们在考试上的一再失意，并不妨碍其在特定领域（诗人、文学家）上的辉煌成就。孙见坤如果只是想做古文献研究者，如果真如教授们所言，在自学期间就成绩斐然，大可以循着这条成功道路继续自学下去，依然可以向李白、蒲松龄、胡三省、万斯同这样的古代“奇才”靠拢；如果想通过高考，在新的、更经世致用的领域获得新的机会，那就应放下“奇才”的身段儿，踏踏实实地和其他人一起过高考这座桥——平心而论，一再扩招后，高考早已不是当年的“独木桥”，并不是那么难过，更何况，有关方面其实已经给了孙见坤“优待”，他的桥比别人要宽得多，就这还过不去，能赖谁呢？
高考是选拔人才“毛坯”的，说到底不是专为选拔“奇才”而设定的，孙见坤就算真是“国学奇才”，也不应在这个“广谱性”选拔机制面前，获得过多的优待——你是国学奇才，人家还是烹饪奇才、摇滚奇才、放牛奇才呢！
八位教授爱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拔苗助长、因一人而乱抡才大典的做法，却是不可取的，是因小失大、不顾全局的。如果真惜才，晚生后学有上中下三策，不妨一听：上策是上书教育部门，专设一门“国学奇才科”，专门选拔国学奇才，标准自定，毕业去向自理，如此则各考各的，标准明晰，互不相扰，皆大欢喜；中策是说服孙见坤端正心态，并在国学专业研究方面给予帮助，而不占用学校资源，不干扰正常高考选拔秩序；下策是帮孙见坤找几个好的辅导老师，认真复读，来年再考——就算总分再不济，至少文科和语文不能再不达标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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