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伴随着被我国普遍认可的几位大师：钱学森、季羡林、吴冠中、钱伟长等的驾鹤西去，“大师焦虑症”开始在中国弥漫开来。人们害怕大师故去后中国无大师。钱学森走后留下了一个“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何总是培养不出拨尖人才）；钱伟长走后留下两个“钱伟长着急”（为上海大学的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着急）。今天，大师走后无有大师成了全民热议的话题。对此，可以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认为，大师的生产既有严格的外部环境生态要求，也有自身优秀的能力素质和智力条件要求。讨论大师生产当然也是一个大话题，本文想从“木桶效应”的角度来谈谈大师生产问题。

“木桶效应”是指一只木桶的盛满水量，在每块木板平齐、无破损情况下，其盛水量，并不取决于木桶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这也被称为“短板效应”。也即是说一只木桶无论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木桶效应本是管理学中的一个词汇，现在被运用于各种组织管理之中。木桶效应理论要求，要加强团队建设，加强自己的薄弱环节建设。团队成败往往取决于团队的整体水平与质量。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木桶效应也被广泛应用。对一个国家来讲，要讲求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逐步消弥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异。对一个地区来讲，要讲求校与校之间的公平竞争，要避免各校差异过大，反对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建设。这些都是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的东西，也是木桶效应的正面效应。

本文讲的是木桶效应的负面效应可能会阻止中国大师的生产。这其中的症结在于我们教育的考试情节。我国现在的各式各样的升学，不管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亦或是五六种形式的高考考试都没有脱离“总分决定录取”的考试办法。在新近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对高考制度作了如下描述：“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对特长显著、符合学校培养要求的，依据面试或者测试结果自主录取；高中阶段全面发展、表现优异的，推荐录取；符合条件、自愿到国家需要的行业、地区就业的，签订协议实行定向录取；对在实践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或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建立专门程序，破格录取。”

在以上五种录取方式中，综合分数是基础、是前提，只有综合分数达到标准了，“自主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和“破格录取”才有前提。在综合分数中，无论是政治、数学、语文、英语和综合分，分值虽然有差别，但对总成绩的影响是一样的。任何科目少一分都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录取，甚至是命运。在这种考试导向下，学生还有谁敢培养自己的优势学科、忽视自己的劣势学科呢？作为家长，我们经常提醒孩子的好像也是“加强薄弱学科，防止出现偏科”；作为学校，对偏科学生也是爱莫能助，老师经常说的是“这孩子可惜了，偏科太厉害”。在此等木桶效应的影响下，全体学生都在加长自己的“短板”，自己的特长被无形中给打击掉了。此种没有自己特色、特长的教育模式，如何让那些有“短板”、但也很有特长的学生脱颖而出呢？这些有“短板”的学生，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师呀。

我们知道：

1917年，罗家伦报考北京大学文科，胡适为其作文打了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荐才。而其“成绩单”显示数学成绩为0分，其他各科分数也很平平。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罗家伦。

1929年，已是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招生中遇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但数学却只有区区15分。罗家伦效法蔡元培破格录取了钱钟书。

遭遇这种状况的大师还有季羡林、吴晗、臧克家等大师。

这些大师如果跨越时空，生活在今天，他们可要永远藏在袋子里了，就是锥子也出不了头，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大师。中国可能因之少了一批大师。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考试制度本身缺陷造成我国的教育成了“培短的教育”，这种教育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学生被“木桶化”。一个个本来鲜活的学生，一个个有特长的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升学考试面前被“木桶化”。在社会、学校、家长共同的作用下，一个个学生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学校，上一所好的大学而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特长，培养自己的短板。木桶效应在学生个人身上作用的直接后果是学生个性的缺失，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其间接的后果是大师将难以生产出来。木桶效应背后原因恰恰是不科学的教育考试制度。考试制度不改变，木桶效应就一定会起作用，大师也就一定难以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