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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红学家胡文彬文:《柳暗花明又一春》和《山重水复疑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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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红学家胡文彬文:《柳暗花明又一春》和《山重水复疑无路》
胡文彬文，黄安年推荐，黄安年的博客/2008年8月7日发布
（黄安年按: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寄来他的两篇红楼梦研究论文,征得胡兄的同意，在我的学术交流网和我的博客上同时发布，博客上还附有他提供的四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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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又一春
——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追索（二）
胡文彬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山重水复疑无路——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追索（一）》[1]，将历年所见的资料稍加整理，公诸同好。我的目的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共同寻找那个“真实”的张新之。几年后的今天写作本文是向大家报告一个新的“转机”，目的是与大家分享收获的喜悦。
一、 一条线索，两个发现
世间的事情，常有一种说不大清楚的“缘”。2002年12月初，我应韩国中国语文研究会会长、高丽大学中
除了批点《石头记》外，至今我们仅能从徐宗幹所著的《斯未信斋杂录》中，找到蛛丝马迹。徐宗幹，字伯桢，号树人，江苏通州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奉旨补授台湾道，二十八年四月到任，咸丰四年正月，升任福建按察使。该书卷四（《退思录》），大体都是著者记在台湾事实，有云：“府幕张新之便面有周文之大令（名沐润，河南人[3]）书句云：‘乍冻花心真静女，半枯树体老禅师’。”除此以外，其他事迹目前已无法查到了。
文后的注中指明论文所引文字来自林文龙《闲话妙复轩评石头记》，载《台南文化》1979年6月，第76-77页[4]。
对于一个辛苦追索张新之行踪的人来说，正在“无路”之处忽见“花明”之光，自然有一种喜上眉梢之感。但因当时还在赶写一本书，无法分身去核对引文，只记录了相关资讯，顺手将卡片塞进了一个“备忘”袋中，直到今年春查检“备忘”袋时发现旧年的卡片，再次勾起了我的“追索”兴致。我先是在友人的指点下来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样本室查到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影印本）第148册，内收徐宗幹[5]《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在核实了韩书中的引文后，又从头至尾翻了一遍《年谱》各年份的记载及《退思录》全文，结果又有了两点新的发现。
（1）在《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谱》道光二十八年内记有“新任台湾府裕铎自京来”十字，由此我推测《退思录》中的“府幕”之“府”应该指新任台湾知府裕铎。换句话说，即张新之台湾之行的名义是给这位新任知府作幕友。张新之于是年由莆田赴台的时间与裕铎赴台时间完全一致。
（2）在林之龙《闲话妙复轩评石头记》一文中所引《退思录》“府幕张新之”一则之下，紧接着的一则是记“府幕丁月舫钞岭南洋行传戒鸦片方极效……。”这位丁月舫极可能是与张新之同行的五桂山人，也是裕铎的幕友。
二、裕铎生平与张新之行踪
据《台湾通志》、《福建通志》等地方志记载，裕铎是镶蓝旗满洲人，工部笔帖式。道光十九年任莆田知县，二十八年九月任台湾知府，任上曾因“自出家财助饷”受到好评。咸丰四年四月初八日升“分巡台湾道”，咸丰八年十二月由台湾道迁福建按察使，十年闰三月迁福建布政使。同治元年五月解、勘，二年正月革职。
（1）从裕铎生平经历分析，他的生年当在嘉庆朝的中后期，年龄应晚于徐宗幹、张新之二人。
（2）张新之与裕铎相识当在京城，或因同属旗人之故。道光十九年裕铎任莆田知县，翌年（道光二十年）张新之即“短书长剑作南游”，次年秋“至闽之莆田”，极可能是“投奔”时任知县裕铎处。至二十五年，恰值裕铎知县满两任返京，张新之亦随之“归宗”。时张新之评《红》已得“五十卷”。
（3）道光二十八年，裕铎任台湾知府，自京南下取道莆田，五桂山人可能得张新之荐举，以幕友身份同赴台湾“府署”。张新之在“府署”完成了评《红楼梦》后三十五回。三十年，“百廿回脱稿”，张新之“自述”评《红》经历并写下“自题诗”三首。
三、妙复轩评《红楼梦》序跋文作者考略
张新之于道光三十年最后完成一百廿回《红楼梦》评点之后，除了“自述”和“自题诗”外，还写下了一篇《红楼梦读法》置于抄本卷首，并请紫琅山人作序，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为之作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三篇序跋文的作者全都隐去真实姓名，用的极可能是三人的别号。这种署名的原因恐怕与当时“正统”文人视小说戏曲为小道末技的社会风气有关，所以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虽然写了“序”或“跋”也不肯堂堂正正署上自己的大
名。我个人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除鸳湖月痴子的真姓名尚待考证外，其他二人应该是徐宗幹、丁月舫。
（1）紫琅山人，疑为徐宗幹之别号。理由之一：徐氏为江苏南通人，其地有狼山，位于县南十八里，又称狼五山。《名胜志》记载：“山有观紫石二岩，有支云塔、有大观台、振衣亭等。”故里人雅称紫琅山，如郡人李懿曾以紫琅山馆为室名。徐家世居南通，为本地望族，本人又是进士及第，故自署紫琅山人合于情理。理由之二：紫琅山人为张书所写之“序”时间咸丰元年(1851)[6]虽晚于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跋文所属时间道光三十年（1850）[7]但依例置于抄本之首。这种次序排列，似乎说明作序人的地位高于其他二人，而徐宗幹当时的身份是分巡台湾道，高于知府裕铎，能为张新之写序已是看在了知府面上了。
（2）鸳湖月痴子，真实姓名、生平俟考。其署“鸳湖”，[8]似即浙江嘉兴县南三里之鸳鸯湖（又称南湖）之略称。如不误，跋作者或为嘉兴人。
（3）五桂山人，疑即丁月舫之别号。五桂山在广东境内。徐宗幹《退思录》所记“府幕丁月舫钞岭南洋行传戒鸦片方”一则透露出他对家乡关怀之情，故可说明“山人”籍地在粤。山人与张新之相识于何时固不可考，但从其《跋文》中可知二人早在道光二十一年就已在莆田话红说梦。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新之北还京城后仍“往来问讯中，未尝不以‘红楼’评为勉勗。”二十八年张新之再度南下莆田，“同游台湾”皆为裕铎“府幕”，并请这位知友写跋自在情理之中。
限于资料不足，所言仅供参考。诚恳欢迎识者指教补充。
四、张新之返京与妙复轩评本的流传
从裕铎历官履历中知道，他于同治元年五月被解职，二年正月被革职。按清制，被革职旗人官员必须回京归旗，那么同治二年元月后不久他必然离开福州，张新之也随裕铎回京的可能性极大。这个推测还可以从刘铨福与孙桐生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刘铨福在过录甲戌本第二十八回后的跋文中写到：“近日又得妙复轩手批十二巨册，语虽近凿，而于《红楼梦》味之为深矣。”接着又说：“此批本丁卯（同治六年）夏借与绵州孙小峰太守刻于湖南”。孙桐生《序》则云：“丙寅寓都门，得友人刘子重贻妙复轩《石头记》评本。”[9]丙寅，即同治五年，说明刘子重得妙复轩评本的在同治四年或五年初。”
我们从张新之“自述”中知道，这位“闲人”在道光末年身体已是“既衰且病”，所以回京之后急于将手批《红楼梦》付之梨枣。但由于张家力有不逮，而将手批原稿出让给刘子重。我推测张新之在出让“手稿”之后不久，即在贫困中驾鹤西归，终年约七十岁左右。
孙桐生是从刘子重处借到张新之评本后，用了近五年时间初步完成阅读过录工作。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孙桐生在卧云山馆刊本“跋”文中说：
原评未有正文，予为逐句排比，按节分疏，约三四年，始编录就绪。间亦有未安未确处，容再详订另注。闲居多暇，安章宅句，手自抄录，日尽四五纸，孜孜矻矻，心力交瘁。自壬申（同治十一年，1872）暮春经始，至丙子
光绪七年季秋，孙桐生终于完成了编次抄录，在湖南以卧云山馆名义刊刻问世。为了纪念“编纂《石头记》蒇事”的经历，孙桐生还特意写了“奉和太平闲人之作”三首[10]。
五、讨论
关于太平闲人张新之评《石头记》抄本的价值问题，已有先贤时彦撰文讨论，本文只限于提供一些有关张新之生平线索，故不加枝蔓。这里想就本人特别关注的两个问题略加讨论。
（1）一粟《红楼梦书录》第52页著录：“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妙复轩，似为汉军人。”又在第56页末指出：“孙桐生考太平闲人为仝卜年一节，则出附会。”这两段文字虽没有提供证据，但编著者的眼光是值得敬佩的。我猜想编著者指张新之“似为汉军人”，主要根据是张新之与铭岳[11]的交往，可见于“妙复轩石头记自记”和“附铭东屏书”二文。这里补充两点：
一是张新之“自记”中言及道光八年（1828）“有黑龙江之行，客都护署”，并始评《红楼梦》至十一年（1811）春“得廿回”。查此三年间在黑龙江将军任上之人分别是：禄成、苏冲阿、果齐斯欢、特依顺保（八年），特依顺保（九年），特依顺保、富僧德、伊勒通额、玉英（十年），富僧德（十一年）。这七个人都是满洲人[12]，张新之能够做他们的幕客三年之久，应该与他的“旗人”身份有关。
二是张新之能够南下莆田和台湾之行，并入裕铎府幕，可为其“似汉军人”又增一证。
于此，我想把一个大胆的猜想公诸同好讨论：在研究《春柳堂诗稿》过程中，我曾根据张诗中所写到的地名基本上在北京大兴县左近的事实，认为张宜泉的居址当在大兴县。基于这一认识，张新之或可能是张宜泉之族人。他对《红楼梦》的痴情，或与这一层因缘有关。
痴人说梦，不敢自信，聊供大家一笑 ！
（2）孙桐生卧云山馆所刊张新之之评《石头记》是过录本，除录有张新之手批本、 “自题”诗外，卷首紫琅山人序，鸳湖月痴子、五桂山人跋文及张新之“自记”与“附铭东屏书”皆付之厥如。其录太平《红楼梦读法》亦有大段缺文（见《书录》第52页）。从以上所列内容看，孙桐生当年没有看到这些文字。否则他即使删去不录也当有所说明。而从他将“太平闲人”误作“仝卜年”一事推测，孙桐生确实没有见过序跋及张新之“自记”。此中原因，极可能是刘子重借阅时有所保留。是否如此，不敢遽定。
（3）张新之手批抄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当年一粟编著《红楼梦书录》所录资料即据此抄本，甚可宝贵。事关学术研究，建议北京图书馆能早日影印此本，广为流通，当为大幸。
草民言微，聊供参考。
京华饮水堂之东窗
注：
[1]拙文《山重水复疑无路——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追索（一）》，内容：一、仝卜年不是张新之；二、张澹不是妙复轩评本《红楼梦》的评者；三、叶昌炽《缘都庐日记》中的张新之。
[2]见韩惠京著《<红楼梦>王、张、姚三家评点之研究》第18页。
[3]周沐润生平，见《清代人物大事记》、杨钟義《雪娇诗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钱仲联《清诗纪事·道光朝卷》诸书。简介之：周沐润，字文之，号柯亭，别号柯亭子，又作字其孟号文之、朗泉。室名蛰室、复素堂、养生四印斋。清嘉庆十九年五月初五日生。山阴人，河南祥符籍。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历官知县、常州知府。著有《蛰室诗录》、《柯亭诗抄》、《复素堂文集》、《复素堂文续集》。
[4]除韩惠京、林文龙著述外，台湾与海外研究张新之的著述还有：李未秋著《<红楼梦>与台湾》，载《台湾风物》10卷4期，1960年4月；方豪著《在台湾完成的妙复轩<石头记>评本》，载《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2卷第4期，1969年4月；康来新著《石头渡海——红楼梦到台湾》，载《石头渡海——红楼散论》，台湾汉光文化公司1985年2月版，第197-208页；（美）/普安迪著《晚清儒学对<红楼梦>的阐释与张新之批评本》，载《红楼梦研究集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第14辑；（韩）崔溶澈著《张新之评点之要旨和评价》，载博士论文《清代红学研究》第四章第二节，1990年12月自印本第154-165页；吴盈静著《醉游闽台评点成——张新之与<妙复轩评石头记>》，载《清代台湾红学初探》台湾大安出版社2004年11月版第三章，第161-194页。
[5] 徐宗幹，生于嘉庆元年（1796），卒于同治五年（1866）。江苏南通人，字树人，又字伯桢，自号斯未信斋主人。嘉庆二十五年进士。历官山东泰安、曲阜知县、济宁州知县、州府知府、四川保宁府知府、福建汀漳 龙道，转台湾道，旋升台湾台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卒谥“清惠”。编有《济州金石志》、《济宁直隶州志》、《兵鉴》、《测海录》及自著《斯未信斋文稿》、《诗稿》、《斯未信斋主人自订年》等。
[6]见一粟《红楼梦书录》第48页。
[7]同上，第48-49页。
[8]如嘉兴吴玉华署“鸳湖女史”，嘉兴归淑芬署“鸳湖”，皆可证“鸳湖”系指浙江嘉兴之鸳鸯湖。
[9]同注[7]，第49-50页。
[10]孙桐生“跋”及“奉和太平闲人”诗，见上引《书录》第55-56页。
[11]铭岳生平见孙文良等编《满族大辞典》、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诸书。综述如下：
铭岳，字东屏，号瘦仙，苏完瓜尔佳氏，汉姓石，生年不详。隶正白旗汉军。为人博学多才，好为诗歌，以诙谐行其讽劝。擅琴棋书画，尤工篆刻，有印谱传世。道光十五年进士，历官江西东乡县知县、南康府同知、江苏记名道员。咸丰九年（1859）卒。著有《妙香馆文抄》、《妙香馆诗抄》、《启瓮集》。
[12]禄成等七人小传，见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第4册“附录·人名录”，第3129-3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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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
——太平闲人张新之生平追索（一）
胡文彬
张新之是清代《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长期以来读者和一些关心《红楼梦》评点派研究的人，对这位大评点家的家世生平始终很少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曾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读书时留意有关他的点滴线索。今日将历年所积卡片翻检出来整理成文，把自己的点滴线索公诸同好，目的是想通过大家的努力，获取更多的资讯，能够突破现状有新的进展。
一、仝卜年不是张新之
仝卜年与张新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这本来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事：一个姓张，一个姓仝，按理是不该混淆的。但是中国文人常常喜欢用字号或别号，掩去真实姓名。此种现象旧社会里有，今人中也不鲜见，这给有“考证癖”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甚至导致误判的事情时有发生。
将张新之与仝卜年混为一人的始作俑者，是四川绵阳的孙桐生。孙氏在光绪七年（1881）湖南卧云山馆刊本《绣像石头记红楼梦》中写了一篇“序”和一篇“跋”，还有“题诗”，认为这部评点本《红楼梦》的评点者就是仝卜年。孙氏“跋”文写得很详细，有考有证，似乎已成“定论”。孙氏“跋”云：
谨按太平闲人，姓仝名卜年，山西平陆人，嘉庆辛未进士，道光末官福建台
湾太守。其以太平为别号者，盖取陆放翁诗“已卜余年见太平”意也。此君一字
磵南。闻其学问渊雅，博通古今，著述颇富。评“石头记”一书，穿天心，蹑月
窟，广大精微，表章绝业，洵足与原书并传不朽，而有功世道，不致使愚昧者误
入歧途，尤见所学之正，与救世之慈，似此庶不愧立言二字矣。原评未有正文，
予为逐句排比，按节分疏，约三四年，始编录就绪。间亦有未安未确处，容再详
订另注。闲居多暇，安章宅句，手自抄录，日尽四五纸，孜孜矻矻，心力交瘁。
自壬申[同治十一年，1872]暮春经始，至丙子
五年有奇，获成此一种大观，并以备他年剞劂之用，庶不没作者评者一番苦心云
尔。时光绪二年岁在丙子
《红楼梦书录》编者一粟先生对这一说法，明确表示不同意，指出：“孙桐生考太平闲人为仝卜年，则出附会。”由
张新之，平陆（人），（字）磵南，号太平闲人、妙复轩、仝卜年。汉军旗籍。
（见下册，第1333页。）
又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的《历代名人室名别号辞典》在“太平闲人”条下著录道：
太平闲人同（仝）卜年，号太平闲人，又称妙复轩，清人，籍贯不详。约
道光初年前后在世。著有《红楼梦读法》，又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见《
辞典》第122页）
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孙氏之“考”还是很有影响的。据我近年所查到的材料看，孙氏之“考”明显误判——仝卜年非张新之。地方志书及进士题名碑录所载，仝卜年系山西平陆人，字字占，号磵南（又作涧南）。乾隆四十五年（1780）生，嘉庆十六年（1811）辛末进士，曾任福建惠安知县，后调台湾噶玛厅(今宜兰)通判，后补台防同知。道光二十一年（1841）迁台湾知府兼护道椽；二十七年九月分巡台湾道，同年病逝于任上。仝氏在台期间撰有《修三貂岭路记》（载《淡水厅志》卷十五上）、《噶玛兰厅志跋》（署古虞仝卜年）、《台阳即事》诗等。未见有其他著述，生平经历十分清楚，他与评点《红楼梦》的那个张新之毫无相涉。因为——
（1）张新之是一个落拓湖海之人，没有功名和任官的记录。从其“自述”看，他于道光八年（1828）曾游黑龙江，“客都护署”，三年后回京。八年后再次离京，“短书长剑”，作南游，“至闽之莆田”。
（2）张新之偕同五桂山人“为台湾之行”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台湾之行，客都署”，其时仝卜年已逝，可见张仝显为二人，而非一人可以定矣。
二、张澹不是妙复轩评本《红楼梦》的评者
在追索张新之过程中，我曾怀疑张澹是妙复轩评本《红楼梦》的评者。记得我曾为此写过一篇短文收入拙著之中，目的是希望有人能够循此进一步搜索，或有新的收获。今天回忆当时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为此付出了不少精力的原因主要有两点思考：
（1）张澹字新之，曾“入汤雨生都督幕”。据王韬《瀛壖杂志》卷四记录：
张澹字新之，号春水，居吴江盛泽镇。幼力学，寒署不辍……得钱西溪指
授，中年妻死，块独无聊，遂橐笔游武林……后入汤雨生都督幕，诗画进而益
上。生平笃于友谊，诚至悱恻，不復古人。……晚年往来于吴淞间，藉砚田以
自给……后旅食沪城，卒以贫死……
张澹这段身世有不少地方颇类张新之的“自述”。查汤雨生（贻汾）的经历，他曾为江宁守备，历官粤东、山右、浙江，并以抚标中军参军参将擢温州镇副总兵。特别是汤雨生虽为军事领导人，却以儒雅廉俊著称，并以诗画为时人所推重。故认为评《红楼梦》之张新之投奔汤雨生军中作幕僚并借重汤的关系赴台湾游是有可能的事。
（2）从时代来看，张澹、汤雨生与评《红楼梦》的张新之的生存年代比较接近。例如，汤雨生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卒于咸丰十年（1860）。由此更加相信张澹（新之）极可能就是评点《红楼梦》的张新之。为此，我于2005年春亲自赴上海图书馆查阅张澹著《风雨茅堂》（抄本），希望从集中查到张澹在台期间的诗文记录。经过半天的反复查验，《风雨茅堂》中丝毫没有在台的蛛丝马迹。其后，我又查阅了汤贻汾著《琴隐园诗词集》、于源著《灯窗琐谈》、蒋宝龄著《琴东野屋诗集》、《墨林今话》诸书，均无张澹评点《红楼梦》和赴台作幕的相关信息，故而断定张澹虽然姓张字新之，但绝不是那个自称“太平闲人”并评完120回《红楼梦》的张新之！
三、叶昌炽《缘都庐日记》中的张新之
三年前，我买了一部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叶昌炽《缘都庐日记》，精装十二册。每天晚上在灯下都要读几页，以缓解日间的疲劳。一天晚上读到光绪六年（1880）庚辰八月卄六日日记，其中记云：“旁午出阊门，先至留园烹茗以俟介母舅偕其侄文光来，及叶仁伯昆季、张新之翁婿先后来……”（见第680页）。接下来，在同年
经过反复的核查，这位居住在苏州城内的张新之不可能是张澹新之，因为张澹早于咸丰十年（1860）病卒于沪上，故叶昌炽“日记”中的张新之当是同姓同名另一个张新之。
那么这位苏州籍的张新之有没有可能是评点《红楼梦》的张新之呢？从叶氏《日记》的内容中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于是我又重读一粟《红楼梦书录》所录张新之的“自述”，相信评点《红楼梦》的张新之籍地应在北京，从没有南迁苏州的迹象。特别是妙复轩稿本已于咸丰五年前被北京大兴刘铨福所得的事实，说明太平闲人约在咸丰三年前后由台湾内渡，极可能仍然回到了原籍北京，并将自评的《红楼梦》稿本转让给了大兴刘铨福。这其中的内情如何不得而知，我个人猜度极可能因张家家境贫寒，而不得不忍痛割爱，以解燃眉之急。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闻刘家热心收藏《红楼梦》等书，而张家又无力刊行流布，故将“自评”出让刘家。但不论出于那一种原因，此书总算留传于今，还是一件幸运之事。我认为叶氏《日记》中所记的张新之与点评《红楼梦》的张新之（太平闲人）是属于重名者。苏州的张新之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从最初注意到张新之的“生平问题”，到今日虽然已是二十余年，却仍然无法“结案”。这除了说明自己学力不逮之外，也深感中国“学问”之博大无边。在“学问”面前，个人是多么渺小啊！然而，我并不因此而后悔——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没有得到最终的答案，但这个追索的过程对我的治学意志却是一个有益的考验。我想，在治学的道路上有所收获固然可喜可贺，“无获”而能从中得到经验、教训，并从经验、教训中得到启迪也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读书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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