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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历史命运——答亚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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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辉先生向我提问：“墨子是科学的鼻祖，怎么后来给灭掉了？”墨家的历史命运问题的确是个问题，课堂上也常有学生提及这个问题，我尝试解答如下。
墨家创始人墨翟出身工匠，曾经是一位造车的能手，所以他自称是“贱人”（《贵义》）。后来上升为士。曾在宋国活动较长时间，宋昭公时（前450—前404）还做过宋国大夫。后来聚徒讲学，弟子有数百人之多，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他们生活俭朴，“以自苦为极”，“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他们既能游说和出仕，又能参加实际的战斗。因此，墨家既是一个学派组织，又是一个武装团体。
墨家创始于墨翟。翟死之后，墨离为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此三家，后人称其为“后期墨家”。后期墨家的著作有《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现一般统名之曰《墨辩》或《墨经》。此六篇包含广泛的科学内容，有认识论和逻辑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中，光学成就很突出。社会科学方面，以逻辑学最为著名。《墨辩》逻辑学是以其认识论为基础的。
墨学由先秦显学到秦汉以后逐渐的式微以至湮没不闻,与儒学由先秦显学到秦汉以后逐渐的发达以至取得独尊地位，正好形成了鲜明对照。
墨学与儒学的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命运是取决于这样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墨学与儒学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二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其中，后者是对儒、墨兴衰盛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可从如下两方面来予以说明。
首先，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
这个社会自春秋时铁器开始被运用到农业生产领域，直到近代机器大工业兴起前夕，其产生工具（主要是铁农具和牛）始终未有根本性质的变化。
在以劳动工具为核心的生产资料（还包括作为劳动资料的田地）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的丰歉程度取决于人与天两方面的因素——人的因素即社会关系状况；天的因素即天气等自然状况。而在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指没有发生社会动乱），农业生产的丰歉程度则几乎完全取决于天气等自然因素。
因此，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天”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个“天”，在当时科学所能及的范围里，便是所谓“天文”和“地理”。人们“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于是乃有古代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在当时科学所不能及的范围里，“天”就是所谓“天道”、“天命”。
如果说“天文”和“地理”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最基本的科学概念的话，那末，“天道”、“天命”则是当时社会中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天道”是最基本的哲学观念；“天命”是最基本的宗教观念。
换言之，“天道”观念和“天命”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观念。
其次，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本质特征的。
这种自然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以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在这个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家庭在人们的经济意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形成了“家本位”的经济观念。这种经济观念影响到政治，遂形成以家庭血缘关系作为维系政治关系的纽带的宗法政治观念。
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家庭中，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关系，决定了产生过程中男女之间男主女从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又决定了男女之间男尊女卑的伦理等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
这种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和宗法政治观念相互交融，遂形成了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宗法政治观念与宗法伦理观念，即男权主义的宗法等级观念，由此观念建构起宗法等级制度。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制度，作为男权主义的宗法等级观念的对象化形式，是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
墨学与孔学的对立
墨子所创学派一开始就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淮南子．要略》介绍墨子的身世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孔学是继承了周代的文化，墨学则是继承了夏朝的文化。孔、墨思想的对立表现在多方面，其大要者有如下几点：
１、孔子信“命”，墨子“非命”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圣人之言，畏大人。”（《论语．季氏》）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他的学生子夏更宣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
墨子则“非命”，说：“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故“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非命下》）
２、孔子尚“谋道”，墨子重“谋食”
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轻视生产劳动，斥学种庄稼、菜蔬的樊迟为“小人哉”（见《论语．子路》）。
墨子则说：“今之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为其水草，以为饮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３、孔子重“义”轻“利”，墨子贵“义”重“利”
《论语》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是说，孔子很少谈功利，而赞成讲天命、讲仁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但孔子并没有把“义”“利”完全割裂开来，他的实际主张是“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见利思义”（《宪问》），反对唯“利”是图的“放于利而行”（《里仁》）。他是把“义”放在首位，使“利”从属于“义”。
墨子则说：“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因此，他的“贵义”主张是从属于其“兴利除害”的目标的。他所谓“义”，其实就是“利”，即“天下之利”或“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看起来，孔、儒的义利观似乎无甚区别，其实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利观：孔子的义利观是以“天下归仁”为最终目标的，这是一种人（仁）本主义的义利观；墨子的义利观却是以“兴天下之利”为最终目标的，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义利观。相对墨子义利观的功利主义而言，孔子的义利观则是反功利主义的，这是其根本区别所在。
４、孔子主张“仁爱”，墨子提倡“兼爱”
孔、墨都讲“爱人”，但孔子主张“仁爱”必须合乎反映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义”，故此“爱”是以“亲亲有术（杀），尊贤有等”（《墨子．非儒下》）为特征的。
墨子则主张“爱无差等”（《孟子．滕文公上》引墨者夷子语）的“兼爱”。他认为，爱人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别”，而应当根据“为彼犹为己”（《墨子．兼爱下》）的原则，爱人之父，犹爱己之父；爱人之家，犹爱己之家；爱人之君，犹爱己之君；爱人之国，犹爱已之国。总之，要“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这种兼爱思想，实质上是对宗法等级制度的否定。所以，墨子的主张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攻击。孟子就骂：“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
儒、墨之兴衰盛亡的原因分析
自墨学兴起，其学很快就取得了显学的地位。生活于战国中期的孟子，曾这样描述当时学术界的情况，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腾文公下》）这说明，至战国中期，墨学是当时和杨朱之学并驾齐驱的显学。而看这情形，儒学倒显得是有些黯然失色了。
但是，到了战国末期，曾经盛极一时杨朱之学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儒学的盛行，此时儒学已获“世之显学”的地位，而与墨学并驾齐驱了。（见《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当染篇》称述其盛况曰：“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矣。
如此看来，至少在战国中、后期，墨学一直是处于“显学”地位的。相对同时期杨朱之学和儒学盛衰起伏不定的情况，墨学则稳坐其“显学”之江山。由是观之，墨学无疑是战国时期学术和思想影响无与伦比的最大显学。
可是，为什么到了秦汉以后，墨学却逐渐变得湮没不著了，而儒学倒是蒸蒸日上，由“显学”一变而成其为“独尊之学”了呢？我以为其原因正在于墨学与儒学这两个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学派，一个是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特点，另一个却是不适应。
前面讲到，“天道”观念和“天命”观念是与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观念。而与提倡“谋道”和“尊天命”的儒学相比，墨学不仅是重“谋食”而轻“谋道”，还主张“非命”！
其次，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其观念，这正是为儒学所竭力维护和提倡的；相反，墨学的“兼爱”思想却是与这种制度和观念格格不入！
再次，与重“谋道”和尊“天命”的观念相一致的儒家人（仁）本主义的义利观，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以“皇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主义伦理价值体系；相反，与重“谋食”而轻“谋道”且力主“非命”的观念相一致的墨家功利主义的义利观，却是不利于维护封建主义的“皇权”及其伦理价值体系的。
此外，从中国农业社会的国家管理角度来看，墨家对于国事的关注，是聚焦于国家经济事业方面的，其“强本节用”的主张，乃是要求加强国家经济管理，重视开源节流，以实现“人给家足”，但是除此“墨子之所长”（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外，墨家其他的一些主张，要么是不合当时社会的宗法礼仪（如“非乐”、“节葬”），要么是在政治上未免显得有些迂阔不切实际（如“非攻”），几乎无有可以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治世良方，而仅靠其“强本节用”之道，则又远不足以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因为“强本节用”也是为儒学思想所内在地包含着的。至于《墨经》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逻辑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科学方面的内容，则根本既不是统治阶级所感兴趣的东西，更不是平民百姓所能关心和理解的。
总之，墨学之中，几乎没有中国古代社会所内在地需要且为儒学或其它学派所缺乏的独特思想，这当然就注定了其不能不衰落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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