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无法回避的“辩证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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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严格的用量标准，有赖于药物本身结构的清晰，成分的纯净，作用机理的明确。精确的计量，则又有助于药品的统一管理和工业化生产，且易于临床应用及比较研究。而作为世界性的现代药学，统一的国际用量标准对开展世界范围的医学协调研究亦大有益处。然而，人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之所以精确、严格地限定剂量，正是对化学合成或提纯药物本身有着无法避免的毒副作用的一种消极的应对措施。众所周知，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以对多数化疗药物中毒剂量的测定为例，个体差异常以数倍﹑数十倍计算。研究提示：同一剂量的化疗药物在不同个体所导致的血浆浓度和效应部位的浓度常可差异很大，持续时间亦出入较大；不同个体药物作用部位的受体对药物的敏感性也有区别，使同样血浆浓度的药物出现不同的效果，以致有时某药的治疗量已引起了张三的严重毒副作用，而其极量对李四来说，却还未发挥起码的治疗效应。更何况作为外因的化疗药物进入体内，在对机体的生物机能起作用的过程中，还受到体内多重因素，如精神情感等或大或小，然而是确凿的影响。对于这些个体差异或自身影响机制，现代医学的认识几近于空白或者说是“模糊”的。以精确来应对模糊，而这一过程中又常常舍弃或轻视经验，不能不对现代药物的实际作用时严格遵循了剂量限制，却往往疗效欠佳或毒副作用明显这类现实承担重要“责任”。
试管中获得的药学知识，不仅给了人们有关药物本身的结构式、分子式等，而且使人们对于药物进入体内以后的“运行轨迹”也有了清晰的了解。因此，西方药学从只知其然的传统形式，大步迈进同时洞悉其所以然的科学阶段。在试管、烧杯等为标志的药学受控还原研究的驱策下，实验药理学得以日新月异；药效学、药物动力学等亦皆应运而发展。如今，了解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和作用环节，已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
然而，人类认识的发展似乎总是在与人类自身开玩笑。微观层次清晰地彰明药物的体内“轨迹”，固属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却也有着缺憾。诚如贝塔朗菲所言：“孤立的各组成部分的活动的性质和方式加起来，不能说明高一级水平的活动性质和方式”。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及作用，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过程，是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如美国耗资千亿美元在果蝇、小鼠、蛆虫身上筛选出的大量抗癌先导化合物，能治小鼠等动物模型身上的一种移植癌，但却治不了实际癌症患者的癌，为什么？因为动物模型都是急性病，癌症的形成却需要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移植癌不是自发生长癌，机体的抗排斥反应和正常生陈代谢就有可能使它分解，未必就是那些先导化合物在动物身上起了抗癌作用。因此，在弄清微观“轨迹”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在系统观念指导下作出分析，也许是现代药学在科学方法上的最佳选择。这正应合了一个世纪前恩格斯所说的一段话，“自然科学现在已发展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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