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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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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高明
最近，笔者接到已故著名力学专家郭永怀夫人李佩老师邀请，她要我为中国科学院退休老干部再次讲一次课。为李佩老师主办的“中关村老年互助中心”做报告，笔者这是第六次走进中科院力学所的小礼堂了。笔者关注的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农业问题，按理说，我能够讲的已差不多了。为什么其他高校或者研究院所的一线专家很少来光顾李老师的讲座呢？笔者了解到，许多一线科研人员找种种借口，不愿接受科普讲座主办人的邀请。
这样尴尬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给老年工作者做科普上。实际上，为中小学、大学生做的科普，也急需要将一线专家的声音传递给公众，因为他们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有义务为公众进行科普。更重要的是，对于求知欲异常高的中学生，一场好的科普报告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
遗憾的是，一线专家很少走出“象牙塔”，而目前在科普讲堂上比较活跃的是退休专家或者一些资深院士。对于公众非常想了解的一些研究进展，很少有一线专家愿意来科普。
一线研究人员为什么不愿意做科普，制度使然。目前，对于一线研究人员的评价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能够拿到的研究经费，研究经费越多得到的绩效就越高；而是发表SCI文章，且每年一评估，每年一排队。排名靠后的研究组可能被取消。这两个硬性指标，就决定了一线研究人员不敢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申请经费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当前科研环境下，不溶于一定的圈子，不遵守“潜规则”就很难得到研究经费。一线研究人员所做的社会贡献，如科普报告和科普文章，乃至给政府决策部门或国家领导人的建议，都是不算绩效的。如果发表不了SCI，就意味着他们很难从讲师升到副教授，也永远得不到课题，更不会有什么奖励，永远招不到学生，工资永远最低。最糟糕的是，没有SCI文章，他们得卷包走人。这样看来，一线研究人员不屑去做科普报告，写科普文章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一线研究人员的科普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将自己最近的研究发现通过公众传播，让决策者了解，是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这样的工作是应当被社会承认的，更应当被科研院所的管理者认可的。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优势是能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告诉公众，而不仅仅局限于一般的已有的知识。
作为一线研究人员，笔者深知科普其实也是一种科研劳动，而且是更重要的劳动。2000-2010年，笔者带领研究团队在内蒙古正蓝旗连续进行了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果。“利用自然力恢复自然，无为而治”这个观点最初提出的时候，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首先是“嗤之以鼻”，然后是“不屑一顾”，最后竟是“刮目相看”了。而要说服不同观点的人，包括政府官员、普通公众、大中学生、甚至科学家本身都是相当漫长的过程。无为而治，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做，而实际上是比什么都做还要艰难得多的事情。解放自然力，就必须跟人打交道，这就跳出了恢复生态学或者自然科学本身的范畴了；而要和那些有着不同利益关系的部门或者个人打交道，难度就更大了。自从我们2000年开展试验；2001年提出“以地养地”和“自然力恢复”；2006年提出“畜南下、禽北上”恢复草原等观点，笔者几乎用了全部的业余时间奔走相告我们的发现。有时仅从理论出发说服力差，还要亲自带人下去参观和展示。仅2003一年，笔者就17次带领不同身份的人进入浑善达克，介绍我们的试验。最终，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的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在目前中国学术界，写学术论文相对容易，做实际工作要难得多，尤其是将科学发现向公众普及，再遇到强大的利益冲突时，这是个相当困难的事情，也会冒很大的风险去实行。
在长达10年的生态恢复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这就是自然力。人们过分自信其拥有的技术，并乐此不疲，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屡次失败后依然我行我素，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恐怕许多读者也都明白，但大家不愿意说。
有人认为，一线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劣势是时间上会有冲突，把研究工作‘翻译’成大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太累人了，有人通常是要招研究生时才到大学去做科普。其实，以笔者的切身体会，处理好了照样可以科研科普两不误。如果养成了好习惯，做研究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图片、事例和数据，将来做科普时就能够用得着。当然，对于一线研究人员做科普，搞硬性规定恐怕不行，因为很多科学家是“能做不能说”的。
如果要科学解决一线研究人员时间冲突问题，实际上可以考虑请科普对象进入实验室，如让一些中学生参与科研，和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做一些实验。2005年，笔者曾指导清华附中的侯荀同学从高一开始参与内蒙古治沙实验，她将实验成果参加全国中学生科技比赛，获得了全国“明天小小科学家奖”。侯荀是由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推荐到我们研究组的，这个俱乐部是由国家天文台的王绶琯院士发起的。
面对不同类型的人，一线研究人员能把研究成果解释清楚了，这是需要一定“内功”的。科研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你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跟别人讲明白呢？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能用浅显的语言把复杂的工作传播给公众。像生态学这样的学科，和社会实践关系非常密切，更需要和公众拉近距离。
国外同行比较关注科普工作。笔者的英国导师布莱德先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亲自参加中学生的野外活动，教他们辨认植物，还带研究生参加社区的活动。英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很好，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把最前沿的理念灌输到社区，告诉给决策者，避免走弯路。英国人搞大伦敦规划时，很多大学的学者都是非常活跃的。
一线研究人员不愿做科普，现实的原因是做科普工作得不到绩效考评体制的支持，顶多是意见被决策者采纳后可能对科研项目产生一些推动作用。建议科研院所或高校，要么停止对研究人员无休止的评估，要么将一线科研人员的科普工作予以绩效承认，从而有力推动国家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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