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
【作者注：这是2006年首次网上发表的文章】
＝＝什么是中国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不仅以前视为梦想的“赶英超美”不再是遥不可及（在ＧＤＰ上“赶英”已经实现），而且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增，令世人刮目相看，也给国人增加了许多自信和自豪。一种常有的感觉是，只要中国出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么，中国与世界其他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有人说中国的优势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这就是优势的话，那就有点玄了。因为哪天欧洲（包括俄国）若是在经济上合成一体，岂不压过了中国去？而且中国历来地大物博，为何以前没有如此强势？
有人说中国的优势是人民勤劳肯干。这是事实，但其重要性也是有限的。人民是否勤劳，固然与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理性选择。象日本，二战后的确是靠苦干重建了经济。但下一代却和西方人一样喜好玩乐，追求物质。文化还是一样，只是条件不同而已。在中国，大多数“勤劳”的人都是生活所迫，别无选择。所以“勤劳肯干”恐怕不是发展的优势，而是还没有发展的表现。
也有人说中国人重视教育是一个重要优势。的确，中国文化中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当今青少年（至少是城市中）为升学读书所花的辛劳也是举世无双。但从另一方面看，教育的结果则不能令人满意。从高端教育来说，中国没有一所在世界上排得上的大学，比日本是不用说了，就是比台湾也差一截。科技研究中在世界上领先的领域也是凤毛麟角。从低端来说，中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在农村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实现。在中端，中国每年培养大批的工程师，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巨大的劳力来源。但是这种过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又没有优良的基础教育作支持，是否能适应高科技市场和技术瞬息万变的条件，也是值得疑问的。
再举一个反例。拿美国来说，建国二百多年来，也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现在美国经济问题重重，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其增长速度也难望中国之项背。彼之健康发展也罢，彼之停滞不前也罢，难道也能用以上三条来解释吗？
所以，以上三条也许能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的优势，但不能解释中国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那么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这些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当然可以讨论ＧＤＰ能不能反映全部，环境和公平的代价等，但是最后对国力迅速增强这个事实总是无法否认的。第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相对与其国力来说也是非常强。如果你在欧洲开一个公司，在选择产品方向时，可以不考虑美国同行的战略，却不能不注意中国有没有类似产品。中国公司一次金额不算大的海外收购，就会成为全世界金融新闻的头条。我们在讨论中国的优势时，也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考虑。
其实，中国在发展和影响力这两方面的优势，都可以归到一条，就是国家介入市场，或者说国家主导市场。
==国家主导资源==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来就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手段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而启动经济起飞。
改革初期，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理顺各种利益关系也需要巨额资金。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就卡在资金这一环。而中国通过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解决了这个难题。由政府启动和控制的通货膨胀，在十年中使各种价格涨了约十倍。这等于把９０％的人民储蓄充了公。这还不算住房、医疗等福利的取消而变相的降低工资和储蓄。这种掠夺性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国却以此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直到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集资行为仍在进行。当然显性的集资是税费。通过税费和拨款，国家实现了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而启动经济转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集资渠道。一个是国债（也叫国库券）。这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强迫或半强迫地发行的。另一个是人民储蓄。因为国家不允许其他的投资渠道（除了昙花一现的国内股市以外），人民的积蓄被迫存入国家银行。（而且社会福利的减少使得人民不得不提高个人贮蓄率。）国家银行的资金使用不需对国家以外的任何人报告和负责。所以这些存款也可认为是成了国家控制的资金。
现代化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外国投资。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被认为是外国投资的天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家的主导。
改革初期，外汇的来源主要是政府（包括联合国）贷款和援助。这显然是政府出面以政治经济利益交换的结果。后来又有国外发行的债劵（以中国信托公司出面），这也是以中国政府的信誉担保的。
后来，国家先是在经济特区，然后在更多地区，开展直接引进外国投资。国家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投资者。这些政策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废除以前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允许将人民币收入换成外汇。一类是给予特殊优惠，如减税免税，或在批地等问题上给予照顾。这其实是以国内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另一类是以国家资源作交换，如著名的“市场换技术”政策。
另外外国投资很重视的一点是当地的政治稳定。这在中国的政体下也得到充分的保障。不仅如此，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只需要对政府负责，其余的如环境保护，劳工待遇等统统不受牵制，也就降低了经营成本。而这方面的代价，则由今后几代的中国人来负担。
国家所控制的另一个巨大资源是国有财产。特别是市镇土地。政府通过批地，就凭空获得了巨额财源。这又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有了对这些巨大资源的控制，就使得中国即使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仍然可以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建设，使得基本设施和经济环境迅速改观（至少在沿海城市）。
==国家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
有了钱以后，现代化还需要解决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比如造厂房吧，原有地主如何补偿？在中国是按照原来用途的收益（比如若干年的农产品收入）来计算的。但是原地主也可能要求按未来用途的收益来分成，而得到高得多的价格。这在市场上是可能达到的，因为买主按照自己潜在的收入来支付后，仍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在中国，只有一个买主，就是国家（虽然开发商可能是私有企业，但征地和动迁的价格和条件是政府定的）。所以地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连不卖的选择也没有，因为买主又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国家。这样，在中国建厂，建路，建房的成本就低了很多。象三峡水坝那样需要大量移民的工程，在有些国家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国就能办到。
又如中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优势是具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点也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在原有的巨大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国家继续增加对城市的投入，并在一段宽松期后对乡镇企业关停并转，造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然后，又通过各种政策，法规，把在城市的民工排斥在社会保障系统之外，并断绝他们向社会高层迁移的途径，使民工们永远是民工，永远是廉价劳力。
在中国，各种“高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对这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很少有人置疑它们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它们的成功不在于经营理念和管理技巧，而在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例如，在某大城市创办一个著名科技区的过程中，有一个市政府一个部门注资上百亿成立的科技创投公司，自助创业公司。他们虽然也有评估过程，参与管理等，但与国际上创投公司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退出策略（目前中国股市不允许国有股投入市场），也不是很重视财务上的回报。他们的期望是被投资的公司能扩大经营，而帮助地区的就业和税收。在经营策略上，他们鼓励建厂房和办公室，而不鼓励花钱在研发上，因为“即使公司倒了，那些房子还在”。这样的创投公司还有很多。另外，政府还有“科研孵化室”，为研发集成电路的公司提供几乎免费的设计工具和投片服务。所以，可以想像在科技园区的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当地政府补贴的。有了政府买单，那些“创业者”只赚不陪的机会当然大了很多，也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参与。由于政府在其中花的钱，是不用向纳税者公布和负责的，政府启动和推动这类项目就有很大的自由度。
==“中国公司”==
中国的国家力量不仅在内部启动经济上发挥重大作用，在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上也带来了很大优势。在对外交往中，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的一个或几个行业得以集中资源和协调行动，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公司一样。所以人称这样的玩法为“中国公司”（China，Inc。）
由国家出面，就在国内市场方面占了垄断地位。国家以政策，技术标准等“无代价”（其实是隐代价）的手段可以影响外国企业在中国竞争的胜负。外国企业也就愿意为取得相对的优势而付出代价。例如前面提到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必须在中国设厂，才能进入中国市场。这样就把先进技术引入了中国。外国企业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占有率的价值，认为值得用一代技术去换取。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的规模用西方通用的估算方法来看，价值是非常高的。另一方面，把现有技术引入中国，当然会帮助中国竞争者的研发。但只要自己保持在研发上领先一步，在对手还没有赶上来以前就更新换代，就没有威胁。但是与西方市场占有率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是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的。你不继续引进最新的技术，政府就有办法把市场给你的竞争者，如果他们愿意合作的话。
再如前几年的３Ｇ标准中包括了中国公司提出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方案，很多人说是中国技术实力进入世界列强的标志。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当时在标准协会的过程来看，这个方案并不是完全靠技术优势入选的。中国政府以中国市场为后盾的支持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运作模式唯一一次不成功的例子是无线局域网的密码标准。中国政府提出规定，要用ＩＥＥＥ标准之外的加密方法，而且制造商只有与几家中国公司之一合作，才能取得有关技术细节。后来外国主要的制造商联合抵制，有关国家政府也介入，最后以中国政府让步告终。但要看到，这种竞争对手联合行动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所以通常总是中国方面占上风。
国家出面还能集中资源，取得竞争优势。以前日本就成功地以此方法在汽车，电子，半导体等领域取得霸主地位。但日本是大企业的寡头联合统治，政府只是居中协调，保护。中国政府的做法就可以更直接。中国的家电工业从进口整机，到进口生产线，到如今出口抢占国际市场，背后政府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汽车工业也在如此发展。现在掀起了收购外国公司热潮，背后也可能有中国政府作后盾。再看中国为了把国有银行推上股市集资，不惜注入巨资冲抵坏帐包装财务，也体现了政府影响市场的决心和能力。
另一种集中资源的形式是地区性的“橱窗效应”。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地区，就能造成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实力水准的形象，而影响外界的印象。象北京借奥运之际的大规模建设，就是一例。
与一般公司不同，“中国公司”的影响力不局限在经济方面。它把经济和其他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常常把对手玩弄於股掌之中。例如在采购空中巴士和波音之间的反反复复，和最近给连战送的“允许台湾水果进口”的“大礼”，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当然，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是国际交往中的常见做法。但其他国家通常是使用经济援助，贷款等手段，有着直接的财政代价。而中国是以国内市场为杠杆，没有直接的代价（至少政府不用买单），所以自由度就更大。
==“集权优势”的隐弊 ==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中国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一个强势的政府。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局面的潜在弊端。
首先，“集权优势”依赖于正确的决策。历史上，由集权而快速发展的例子不少，如二次大战前后的苏联，也包括五十年代的中国。但这些国家最后都以灾难告终。中国在这二十多年中，在经济上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幸运。但将来是否能保持如此呢？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第二，即使决策能保持正确，也是“大有大的难处”。我们可以以大公司的例子来引申。大公司在对外竞争中的确有它的优势，例如它不但能对市场作出反应，而且能引导市场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对内也能集中资源从事大的项目。但是在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困境，就是“代理人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公司快速发展时不很明显，因为大家都能从发展中得利，因而致力于促进发展。但当公司进入稳定期或面临困难时，这种矛盾就很严重了。而且随着公司历史的增长，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滋生，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至少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大公司总是不断地被后起之秀所取代。作为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潜在危机。
第三，“集权优势”可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但是在自由市场的运行中，并没有自动防止垄断的机制。虽然垄断的出现对整个系统的效率和健康是不利的，但对垄断者本身却至少有短期的好处。因此，要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就需要有在市场之外的反垄断的机制。目前，在企业之间，反垄断的任务是由国家通过法律和规章完成的。而国家出面的垄断行为，则是由国际协商折中解决。这后一种机制虽然还算行之有效，但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以前在对付日本时，其有效性就很受挑战，后来日本本身竞争力下降，才算不了了之。在中国的问题上，由于中国的决策机制与西方各国他不相同，而且还有历史和文化造成的“反对外来干涉”的传统，外界更难以影响中国政府的行为。所以，中国以“集权优势”走向世界的结果，很可能是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在考虑“中国因素”对经济，投资等的影响时，应该记住这一点。
第四，中国优势不一定等于每个中国人的优势。如以上分析的，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以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没有这些人的认知和许可。所以我们在为整体利益的增长而高兴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这个利益分配的方式。
第五，“集权优势”是不是可持久的？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会不会失去集权优势？二是其他国家能不能得到集权优势？中国的问题取决于对政治稳定前景的估计，就不多说了。其他国家的问题，倒是值得说几句。就拿美国做例子吧。美国是私有经济，各个公司各自为政，政府一般也不介入。所以同中国打交道常常处于下风。但是美国并不永远是一盘散沙。在遇到重大威胁时，也会集中国力反击。当年日本袭击珍珠岛，就是从美国人个人主义的态度判断美国会选择退让。但美国一旦奋起反击，其强大的实力则是日本不能匹敌的。这几年美国在九一一以后，也显示出愿意整合国力的趋向。所以在“中国优势” 面前，不要低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潜力，以免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第六，“集权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权者的决策不受制约。这从博弈论角度说，有其优越性。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常常有两败俱伤的可能。通常，双方都为了避免“双输”的结果而退让，而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有一方退让，那另一方的得益就比“双赢”的结果更大。而要使对方愿意单方面退让，就要使对方相信己方愿意接受“双输”的结果。在这方面，“集权”就带来可观的优势，因为一个集权的决策系统受到理智的制约更少，对己方的损失的承受力也更大。在中美过招中，中国每每以弱胜强，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这种优势，即所谓“非对称战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双输”的威胁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决策者确实是会走向“两败俱伤”的方向。作为具有相关利益的公众，也就必需争取参与决策过程。
== 结语 ==
以上我们从国家介入经济行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优势”的来源和利弊。我们看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一个强势的国家机构，在决策基本正确的前提下，的确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带来可观的优势。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弊病需要警惕。关键是，作为公众，需要认识到在中国只了解和关心市场是不够的。在市场后面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而这只手归根结底是属于大家的。我们要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关注和参与国家机构的运作。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326532.html
上一篇：从高盛的“欺骗”与“趁火打劫”谈起
下一篇：引力究竟是什么？
＝＝什么是中国优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不仅以前视为梦想的“赶英超美”不再是遥不可及（在ＧＤＰ上“赶英”已经实现），而且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重要性日增，令世人刮目相看，也给国人增加了许多自信和自豪。一种常有的感觉是，只要中国出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么，中国与世界其他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里？
有人说中国的优势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这就是优势的话，那就有点玄了。因为哪天欧洲（包括俄国）若是在经济上合成一体，岂不压过了中国去？而且中国历来地大物博，为何以前没有如此强势？
有人说中国的优势是人民勤劳肯干。这是事实，但其重要性也是有限的。人民是否勤劳，固然与文化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个人在具体处境下的理性选择。象日本，二战后的确是靠苦干重建了经济。但下一代却和西方人一样喜好玩乐，追求物质。文化还是一样，只是条件不同而已。在中国，大多数“勤劳”的人都是生活所迫，别无选择。所以“勤劳肯干”恐怕不是发展的优势，而是还没有发展的表现。
也有人说中国人重视教育是一个重要优势。的确，中国文化中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当今青少年（至少是城市中）为升学读书所花的辛劳也是举世无双。但从另一方面看，教育的结果则不能令人满意。从高端教育来说，中国没有一所在世界上排得上的大学，比日本是不用说了，就是比台湾也差一截。科技研究中在世界上领先的领域也是凤毛麟角。从低端来说，中国的文盲率还是很高。在农村连法定的九年义务教育都不能实现。在中端，中国每年培养大批的工程师，为高科技产业提供巨大的劳力来源。但是这种过度专业化的培养模式，又没有优良的基础教育作支持，是否能适应高科技市场和技术瞬息万变的条件，也是值得疑问的。
再举一个反例。拿美国来说，建国二百多年来，也曾有过高速发展时期。现在美国经济问题重重，即使在最好的年份，其增长速度也难望中国之项背。彼之健康发展也罢，彼之停滞不前也罢，难道也能用以上三条来解释吗？
所以，以上三条也许能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的优势，但不能解释中国为何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穷二白”变成世界经济上的“超级大国”。
那么中国的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中国这些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当然可以讨论ＧＤＰ能不能反映全部，环境和公平的代价等，但是最后对国力迅速增强这个事实总是无法否认的。第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力，相对与其国力来说也是非常强。如果你在欧洲开一个公司，在选择产品方向时，可以不考虑美国同行的战略，却不能不注意中国有没有类似产品。中国公司一次金额不算大的海外收购，就会成为全世界金融新闻的头条。我们在讨论中国的优势时，也可以在这两个方面考虑。
其实，中国在发展和影响力这两方面的优势，都可以归到一条，就是国家介入市场，或者说国家主导市场。
==国家主导资源==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来就不是标准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各种手段配置资源和分配利益，而启动经济起飞。
改革初期，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理顺各种利益关系也需要巨额资金。很多国家的现代化就卡在资金这一环。而中国通过八十年代的通货膨胀，解决了这个难题。由政府启动和控制的通货膨胀，在十年中使各种价格涨了约十倍。这等于把９０％的人民储蓄充了公。这还不算住房、医疗等福利的取消而变相的降低工资和储蓄。这种掠夺性的做法在许多国家是行不通的。但在中国却以此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直到现在，以国家为主体的集资行为仍在进行。当然显性的集资是税费。通过税费和拨款，国家实现了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而启动经济转型。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集资渠道。一个是国债（也叫国库券）。这在相当长时间内是强迫或半强迫地发行的。另一个是人民储蓄。因为国家不允许其他的投资渠道（除了昙花一现的国内股市以外），人民的积蓄被迫存入国家银行。（而且社会福利的减少使得人民不得不提高个人贮蓄率。）国家银行的资金使用不需对国家以外的任何人报告和负责。所以这些存款也可认为是成了国家控制的资金。
现代化的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外国投资。过去二三十年，中国被认为是外国投资的天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国家的主导。
改革初期，外汇的来源主要是政府（包括联合国）贷款和援助。这显然是政府出面以政治经济利益交换的结果。后来又有国外发行的债劵（以中国信托公司出面），这也是以中国政府的信誉担保的。
后来，国家先是在经济特区，然后在更多地区，开展直接引进外国投资。国家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外投资者。这些政策可分成三类。一类是废除以前不合理的限制，例如允许将人民币收入换成外汇。一类是给予特殊优惠，如减税免税，或在批地等问题上给予照顾。这其实是以国内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另一类是以国家资源作交换，如著名的“市场换技术”政策。
另外外国投资很重视的一点是当地的政治稳定。这在中国的政体下也得到充分的保障。不仅如此，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只需要对政府负责，其余的如环境保护，劳工待遇等统统不受牵制，也就降低了经营成本。而这方面的代价，则由今后几代的中国人来负担。
国家所控制的另一个巨大资源是国有财产。特别是市镇土地。政府通过批地，就凭空获得了巨额财源。这又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有了对这些巨大资源的控制，就使得中国即使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仍然可以进行大手笔的投资建设，使得基本设施和经济环境迅速改观（至少在沿海城市）。
==国家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
有了钱以后，现代化还需要解决利益再分配的问题。比如造厂房吧，原有地主如何补偿？在中国是按照原来用途的收益（比如若干年的农产品收入）来计算的。但是原地主也可能要求按未来用途的收益来分成，而得到高得多的价格。这在市场上是可能达到的，因为买主按照自己潜在的收入来支付后，仍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在中国，只有一个买主，就是国家（虽然开发商可能是私有企业，但征地和动迁的价格和条件是政府定的）。所以地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甚至连不卖的选择也没有，因为买主又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国家。这样，在中国建厂，建路，建房的成本就低了很多。象三峡水坝那样需要大量移民的工程，在有些国家也许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中国就能办到。
又如中国经济建设的一大优势是具有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一点也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在原有的巨大城乡差别的基础上，国家继续增加对城市的投入，并在一段宽松期后对乡镇企业关停并转，造成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然后，又通过各种政策，法规，把在城市的民工排斥在社会保障系统之外，并断绝他们向社会高层迁移的途径，使民工们永远是民工，永远是廉价劳力。
在中国，各种“高科技园区”，“经济开发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对这些投资巨大的项目，很少有人置疑它们成功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它们的成功不在于经营理念和管理技巧，而在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注入。例如，在某大城市创办一个著名科技区的过程中，有一个市政府一个部门注资上百亿成立的科技创投公司，自助创业公司。他们虽然也有评估过程，参与管理等，但与国际上创投公司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退出策略（目前中国股市不允许国有股投入市场），也不是很重视财务上的回报。他们的期望是被投资的公司能扩大经营，而帮助地区的就业和税收。在经营策略上，他们鼓励建厂房和办公室，而不鼓励花钱在研发上，因为“即使公司倒了，那些房子还在”。这样的创投公司还有很多。另外，政府还有“科研孵化室”，为研发集成电路的公司提供几乎免费的设计工具和投片服务。所以，可以想像在科技园区的公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当地政府补贴的。有了政府买单，那些“创业者”只赚不陪的机会当然大了很多，也就吸引了很多人来参与。由于政府在其中花的钱，是不用向纳税者公布和负责的，政府启动和推动这类项目就有很大的自由度。
==“中国公司”==
中国的国家力量不仅在内部启动经济上发挥重大作用，在对外政治经济交往上也带来了很大优势。在对外交往中，国家的介入使得中国的一个或几个行业得以集中资源和协调行动，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公司一样。所以人称这样的玩法为“中国公司”（China，Inc。）
由国家出面，就在国内市场方面占了垄断地位。国家以政策，技术标准等“无代价”（其实是隐代价）的手段可以影响外国企业在中国竞争的胜负。外国企业也就愿意为取得相对的优势而付出代价。例如前面提到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必须在中国设厂，才能进入中国市场。这样就把先进技术引入了中国。外国企业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考虑到中国市场占有率的价值，认为值得用一代技术去换取。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的规模用西方通用的估算方法来看，价值是非常高的。另一方面，把现有技术引入中国，当然会帮助中国竞争者的研发。但只要自己保持在研发上领先一步，在对手还没有赶上来以前就更新换代，就没有威胁。但是与西方市场占有率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是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的。你不继续引进最新的技术，政府就有办法把市场给你的竞争者，如果他们愿意合作的话。
再如前几年的３Ｇ标准中包括了中国公司提出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方案，很多人说是中国技术实力进入世界列强的标志。这也许是对的。但从当时在标准协会的过程来看，这个方案并不是完全靠技术优势入选的。中国政府以中国市场为后盾的支持可以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运作模式唯一一次不成功的例子是无线局域网的密码标准。中国政府提出规定，要用ＩＥＥＥ标准之外的加密方法，而且制造商只有与几家中国公司之一合作，才能取得有关技术细节。后来外国主要的制造商联合抵制，有关国家政府也介入，最后以中国政府让步告终。但要看到，这种竞争对手联合行动的情况是很难出现的。所以通常总是中国方面占上风。
国家出面还能集中资源，取得竞争优势。以前日本就成功地以此方法在汽车，电子，半导体等领域取得霸主地位。但日本是大企业的寡头联合统治，政府只是居中协调，保护。中国政府的做法就可以更直接。中国的家电工业从进口整机，到进口生产线，到如今出口抢占国际市场，背后政府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汽车工业也在如此发展。现在掀起了收购外国公司热潮，背后也可能有中国政府作后盾。再看中国为了把国有银行推上股市集资，不惜注入巨资冲抵坏帐包装财务，也体现了政府影响市场的决心和能力。
另一种集中资源的形式是地区性的“橱窗效应”。把全国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地区，就能造成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实力水准的形象，而影响外界的印象。象北京借奥运之际的大规模建设，就是一例。
与一般公司不同，“中国公司”的影响力不局限在经济方面。它把经济和其他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常常把对手玩弄於股掌之中。例如在采购空中巴士和波音之间的反反复复，和最近给连战送的“允许台湾水果进口”的“大礼”，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当然，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是国际交往中的常见做法。但其他国家通常是使用经济援助，贷款等手段，有着直接的财政代价。而中国是以国内市场为杠杆，没有直接的代价（至少政府不用买单），所以自由度就更大。
==“集权优势”的隐弊 ==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中国的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一个强势的政府。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局面的潜在弊端。
首先，“集权优势”依赖于正确的决策。历史上，由集权而快速发展的例子不少，如二次大战前后的苏联，也包括五十年代的中国。但这些国家最后都以灾难告终。中国在这二十多年中，在经济上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幸运。但将来是否能保持如此呢？这是值得警惕的一点。
第二，即使决策能保持正确，也是“大有大的难处”。我们可以以大公司的例子来引申。大公司在对外竞争中的确有它的优势，例如它不但能对市场作出反应，而且能引导市场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对内也能集中资源从事大的项目。但是在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困境，就是“代理人问题”。也就是说，经理人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公司快速发展时不很明显，因为大家都能从发展中得利，因而致力于促进发展。但当公司进入稳定期或面临困难时，这种矛盾就很严重了。而且随着公司历史的增长，内部各种利益集团的滋生，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所以至少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大公司总是不断地被后起之秀所取代。作为一个国家，也有同样的潜在危机。
第三，“集权优势”可能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但是在自由市场的运行中，并没有自动防止垄断的机制。虽然垄断的出现对整个系统的效率和健康是不利的，但对垄断者本身却至少有短期的好处。因此，要维持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就需要有在市场之外的反垄断的机制。目前，在企业之间，反垄断的任务是由国家通过法律和规章完成的。而国家出面的垄断行为，则是由国际协商折中解决。这后一种机制虽然还算行之有效，但实际上是很脆弱的。以前在对付日本时，其有效性就很受挑战，后来日本本身竞争力下降，才算不了了之。在中国的问题上，由于中国的决策机制与西方各国他不相同，而且还有历史和文化造成的“反对外来干涉”的传统，外界更难以影响中国政府的行为。所以，中国以“集权优势”走向世界的结果，很可能是威胁到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在考虑“中国因素”对经济，投资等的影响时，应该记住这一点。
第四，中国优势不一定等于每个中国人的优势。如以上分析的，政府的一些做法是以某些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而且没有这些人的认知和许可。所以我们在为整体利益的增长而高兴的同时，也应该关注这个利益分配的方式。
第五，“集权优势”是不是可持久的？这个问题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会不会失去集权优势？二是其他国家能不能得到集权优势？中国的问题取决于对政治稳定前景的估计，就不多说了。其他国家的问题，倒是值得说几句。就拿美国做例子吧。美国是私有经济，各个公司各自为政，政府一般也不介入。所以同中国打交道常常处于下风。但是美国并不永远是一盘散沙。在遇到重大威胁时，也会集中国力反击。当年日本袭击珍珠岛，就是从美国人个人主义的态度判断美国会选择退让。但美国一旦奋起反击，其强大的实力则是日本不能匹敌的。这几年美国在九一一以后，也显示出愿意整合国力的趋向。所以在“中国优势” 面前，不要低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潜力，以免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第六，“集权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权者的决策不受制约。这从博弈论角度说，有其优越性。在国与国的博弈中，常常有两败俱伤的可能。通常，双方都为了避免“双输”的结果而退让，而得到“双赢”的结果。但是，如果只有一方退让，那另一方的得益就比“双赢”的结果更大。而要使对方愿意单方面退让，就要使对方相信己方愿意接受“双输”的结果。在这方面，“集权”就带来可观的优势，因为一个集权的决策系统受到理智的制约更少，对己方的损失的承受力也更大。在中美过招中，中国每每以弱胜强，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这种优势，即所谓“非对称战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双输”的威胁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决策者确实是会走向“两败俱伤”的方向。作为具有相关利益的公众，也就必需争取参与决策过程。
== 结语 ==
以上我们从国家介入经济行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优势”的来源和利弊。我们看到，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一个强势的国家机构，在决策基本正确的前提下，的确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带来可观的优势。但是也有一些潜在的弊病需要警惕。关键是，作为公众，需要认识到在中国只了解和关心市场是不够的。在市场后面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而这只手归根结底是属于大家的。我们要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关注和参与国家机构的运作。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09766-326532.html
上一篇：从高盛的“欺骗”与“趁火打劫”谈起
下一篇：引力究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