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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心态观察之三——忧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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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冰点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忧思大学》，作者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刘东。
文章从民众对大学的认识出发。民众是在仰望大学，特别是在媒体的宣传下。那样的大学是失真的。举一例：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一本近著，英文标题原为《我们未尽潜能的学院》（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没承想这本书的中译本，或是受思想惯性的制约，又把它硬改成《回归大学之道》，不光连一个字都没有对上，反把作者原有的一层检讨的意思，粉饰得干干净净，足见所谓“大学之道”的套话，竟是何等的顽固，何等的媚俗，何等的误导！
作者把时下热议的“大学之道”的讨论引向了“大学之忧”的思考。他的介绍从西方教会大学的建立开始，经历了英国大学的辉煌，接着是德国模式的确立，近百年美国大学的统治。从“大学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则、探究与发现、实验与思辨的至高保护力；它划出才智的领域，使任何一方既不侵犯也不投降。”到“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追求知识、解决问题、鉴别成就以及培训真正高水平人才的机构”，再到今天“美国的大学狂热地求新，求适应社会之变，求赶上时代，大学已经彻底地参与社会中去。由于知识的爆炸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之倚赖与需要，大学已成为‘知识工业’（knowledgeindustry）之重地。学术与市场已经结合，大学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象牙塔内与象牙塔外的界线越来越淡漠，甚至泯灭了。”
反观我国大学之发展，有许多相似之处。京师大学堂于世纪之交建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并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现代学制——“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18年12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这一定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的精神坐标。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十年开创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风气。
1937-1945年，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文化传奇。因为日军侵略，中国当时的著名高校悉数西迁。西安的西北联合大学，昆明的西南联大，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国立浙江大学。这些战时学校汇聚了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人才，列举几位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他们带领老师和学生辗转跋涉上万里，安顿在大后方，艰苦朴素，严谨治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延续着中国学术的命脉。同时也要感谢抗战中的国民政府，它把当时全国第二大财政开支拨给了教育（第一大开支当然是抗击日寇的军费）。一个民族的希望正是体现在这里。
解放后，为了“赶超英美”，院系调整风起云涌，许多综合性大学逐渐蜕变为了工科大学或专业性极强的部属大学，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学正如哈工大的校训一般“规格严格，功夫到家”。造就了一大批合格过硬的学科人才。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栋梁之材。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发展迎来了黄金期，成为了精英教育的殿堂。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大众对学历要求逐渐增高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扩招从构想变为了现实，培养质量的下滑在所难免。不得不引起教育界与社会大众的“忧思”。
大学在变迁，克拉克·克尔（加州大学前校长，《大学之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作者）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划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到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杂糅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像个探索型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个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适理念？
面对这样的渐行渐远，我们怎能不忧思今天的大学。再加上如今愈演愈烈的大学排名之风，争创“世界一流”之势,大兴土木之举。使得大家越发地看不明白。我该相信谁？谁才是真正的一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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