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性格专注于政治和军事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缺乏兴趣。

希腊气质追求超越的理想，蔑视现实的功利，对纯粹知识充满神圣的追求。

罗马士兵刺杀阿基米德就是典型的注脚：怀特海说：“从来没有一个罗马人十因为全神贯注于数学图形的冥想而丧生的”。这和美国风度也不一样。美国人可以在科研过程中十分敬业，可以拿自己的躯体做实验。但在名声分割中，和我国晏子时代三个勇士没有什么分别（一桃杀三士），一个乙醚，把三个有贡献的人，一个抑郁死了，一个疯狂了，第三个很高兴：幸福地在得知两个对手无法署名后，脑溢血而亡。实际上，假如这项伟大的发明确实是他们三个第一次发布的，三人分享荣誉是不过分的。人们独占意识过强，伤害得不仅仅是自己。（可惜没有一桃分三士的童话。）

中国学者的气质，不同于这三个国度或者时期。

某些时候，我们的领导人是和罗马性格类似的，管用的才是真理；某些时候，又像唐僧的大徒弟一样折腾。这个折腾不是坏事情。不折腾，“玉娣老二”怎么会意识到汲取了天地日月的精华的石猴的存在？怎么会惊动如来佛前去行骗“蓖麻味”？

我们的有些学者，在成果署名方面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优秀传统，当仁不让。在成果产出方面，谦虚忍让。所以，晏子了解中国武士的心理，乾隆了解中国学士的心理——让他们把写“番薯”的功夫花费在编著方面。

吴国盛教授，在总结罗马性格时，指出，过于偏重实际，是一个弱点。当他看不见科学的用途时，就蔑视他的存在。这一点，康熙也是如此，尽管他号称爱好科学，包括天文在内。也没有见他对科学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好措施。倒是，了解其心理而且没有多少真才实学的杨光先之类人得到了重用，不仅伤害了钦天监的名声，还伤害了天文学家，伤害了天文学。

这里，我们可以大词小用：中国气度。

气度的一个表现就是：即使您掌握了真理，我也相信你的话；但是，请，允许我这么强调一下。首先要调整你的态度。态度蛮横的，即使道理正确，也不可以接受。态度和蔼的，即使道理谬误，也不妨肯定其柔和的态度，您的观点也不无可取处。态度决定气度，气度决定接受度。

 

而更荒谬的是，有人以绝对的傲慢，宣扬绝对错误或者片面的观点。这就既不如中国气度，也不如罗马性格，更不配与希腊气质为伍了。

指鹿为马，无非是狗仗人势罢了。赵高无非是掌握了生杀大权，才敢于胡说。并且以胡说作为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搞顺昌逆亡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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