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肝主目。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在志为怒。”所有这些，都有木的属性。通过“木”作为中间的媒介，天地万物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和表现的形式联系在一起。从逻辑的角度来讲，我们很难去解释这些名词“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语法联系。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讲，这种思维是很荒谬的。但是从古人的思维角度出发，古人显然并不关心事物与事物是否存在客观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是事物和事物之间是否发生了某种神秘的“联系”，抑或在他们看来，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将它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黏合在一块。比如，我所举的这段文字，“木”可以无限的衍生，衍生到大至天地，小至脏、色、时、音、味。换个角度说，木是一个核心，绕着它，一圈一圈，越转越大，大到宇宙天地；也可以绕着这个核心，一圈一圈，越转越小，小至声音和味道。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一种同心圆文化的存在呢？
其实，这种神秘的“联系”和同心圆文化正是巫文化力量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们了解一些原始社会关于禁忌、占卜、崇拜的知识，就会知道天人相感、万物相应是一种很普通的常识，而巫术又能将很多“相感”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木的衍生和这种“相感”确实太类似了。这使我不得不想到，木很可能具有“巫”的色彩。实际上，不单单是木，《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五行生克理论都普遍存在神秘的、内在的感应，甚至包括整体观念。
然而，从中性的角度讲，巫并不是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而且，它甚至可以升华为人类为了适应大自然的变化和在思维上为了获得更清晰的认识而付出的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比如，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再比如，《内经》中对人病理化描写的细致和准确性，如果不是建立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对人体细致入微的观察，是很难得出精妙的类似于解剖学的认识，哪怕有些在今天看来并不确切。由此也可窥见古人在适应大自然过程中对未知事物求真的渴望。就类似的例子，在《内经》中还有很多，比如“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廓满，则血气实，肌肉坚，……”
此外，对于理性的追求，在我看来，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因为理性，是获得知识和认识的一种很重要的途径。而阴阳五行的概念以及内容就是先哲（远古的“巫师”）为了认识这个世界所迈出的勇敢的一步。尽管从科学性的角度，阴阳五行的学说还很粗糙，但是从自身的角度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自圆其说的，甚至是比较成熟的自圆其说。从分类的角度讲，阴阳五行学说把整个世界分为七类：阴、阳、金、木、水、火、土。这种分类的方法使古人在混混沌沌之中对世界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概念，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可惜，巫的力量对《黄帝内经》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从五运六气到针灸刺穴，关于禁忌的描写数不胜数，无处不在。尽管中间不乏合理的成分，如针刺需要注意五脏气伤的禁忌。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内经的作者的确想得很周全；但从中医发展的角度，它在某种意义上禁锢了人们进一步对自然、对人体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和认识，也束缚了人的求知欲。尽管，我对《黄帝内经》的时代背景认识的不是很不清楚，但从其中的文字描述来看，《内经》的时代是一个“巫”教主宰的时代。如“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写则写，毋逆天时，是谓至治。”（《灵枢·百病始生》）等等。
实际上，从今天的视野看来，这种针时相应的思想是不足取的。因为患者才是决定针刺或其方式的关键所在，而非完全是天时。医学发展的艰辛和困难由此也可见一斑。再比如，《灵枢·热病》中写到，热病不可刺者有九。是真的不可刺，还是当时的人对人体了解的不够？在我看来，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人体的奥秘知之甚少，当他们无法用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去解决一些棘手的症状时，禁忌成了唯一的解释。这在当时可以理解，但如果这些禁忌就这样一成不变的流传下去，那就是医学的悲剧了。
在后《内经》时代，东汉的张仲景，对于巫的毒害，就在《伤寒论》序中作了沉痛的描述：“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机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然而，就是张仲景本人，也无法完全突破巫的藩篱，彻底告别巫去科学地认识医学。他在《序》中写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腧，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这种原始的感应的思想竟然从先秦一直存在到了东汉末年，这难道不值得人深思吗（注：科学并不是按照西方人所认为的去定义，而是去拨开层层迷雾，认识事物本身和内在运行的规律）？连张仲景这样的大医家都尚且如此，其他的“医人者”就更难说了。回到主题，我们可以想见，《黄帝内经》能够保存下来，一方面是很不容易的事；另一方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大众膜拜巫的心理的迎合。如若不然，《内经》生命的延续该是怎样的艰难呵！
总之，巫的力量是《内经》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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