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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13期 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9日
对转基因水稻的“妖魔化”,让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第一人深陷舆论漩涡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徐超 李虎军
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中国研究和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功臣;与此同时,在另一部分人眼中,他又是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汉奸”。
他就是走在中国转基因水稻研究前列的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
2009年8月,张启发研究团队的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率先获得农业部颁发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走到这一步,张启发历尽艰难。
绿色超级稻梦想
张启发是湖北公安人。1985年,张启发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其导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担任过美国遗传学会主席的罗伯特·阿拉德(Robert Allard)。
次年,张启发回到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日报》2004年的报道说,时任华中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济中教授拍板,在张启发回国时投入10万元启动资金。
渐渐地,张启发不缺研究经费了。根据前述报道,张启发主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所争取的科研经费,一度占到整个华中农业大学的三分之一。
张启发赶上了中国大力发展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好时候。中国政府历年来已在转基因生物育种方面投入数以亿计的研究经费。2008年启动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投入更是将高达200多亿元。很多科学家认为,转基因生物育种可以造福大众,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张启发的同事、华中农业大学林拥军教授举例说,近年来中国多个地方连续干旱,如果寻找到抗旱基因,“那是很了不得的,还有可能得诺贝尔奖。”
在转基因抗虫水稻研究的基础上,张启发不失时机地提出“绿色超级稻”的梦想:转基因技术今后不仅帮助实现水稻高产,还能同时做到“少打农药,少施化肥,抗旱节水,优质高产”,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的影响。
1999年,年仅45岁的张启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在这一年,张启发团队研究出转基因抗虫水稻,开始瞄准产业化。
2004年,张启发团队向农业部申请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安全证书,未获通过。当时,绿色和平已经在中国发起反对转基因的运动,媒体上也陆续出现对转基因水稻安全性的质疑。
第二年,研究团队再次提出申请,仍然未获通过。有专家提出,华中农业大学是当事人,不应该自己来做或自己找人来做评价试验。于是,农业部组织第三方进行试验。
申请屡屡受挫,外界很难体会张启发的心情。2007年,一项荣誉或许多少给他带来了安慰。这一年,张启发与袁隆平一起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到2008年年底,第三方试验完成以后,张启发团队再次提出申请。这一次,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没有提出更多质疑。2009年8月,他们的申请正式获得批准。
国内其他的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至今仍在排队等待安全证书的审批。张启发的研究团队拔得了头筹。
“给你涂上黑油漆”
张启发等来了渴盼多年的安全证书,却也换来一顶“大汉奸”的帽子。
今年2月,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当张启发提到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黄季焜博士是“大汉奸”时,与会者不由得会心一笑。因为位列几个“大汉奸”之首的,正是张启发本人,其“罪状”是与美国孟山都这个全球最大的转基因农产品公司有过合作。
与国外公司进行合作,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网民将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的恐惧和不满,宣泄到张启发和黄季焜这几位从事转基因技术或者是政策研究的科学家身上。
与“大汉奸”这顶帽子相比,张启发更担心的是,各种关于转基因的不实言论给公众带来误解,并且影响到决策者。他曾经感叹说:“给你涂上黑油漆,你就洗不干净了。”
一些媒体和公众对张启发等科学家在转基因产业化进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诉求提出质疑。张启发则和同事们提出了将转基因抗虫水稻品种公益化的设想。在张启发门下攻读过博士的浙江大学凃巨民教授说:“如果国家同意,这个产品完全可以公益化。”
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声音,让张启发深陷舆论的漩涡。如何与公众更好地沟通,也是他需要直面的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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