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当我们以现代医学哲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医学基本概念的时候，就会产生该学科的发生和发展、现状和前景的实质性思考。

    一、发生学考察

    日本著名逻辑学家末木刚博指出，中国的逻辑是以正名论为中心的。“所谓正名，即辨正名称、名份”（《辞海》）。这一观点最先由孔子所倡导，他鉴于当时社会变动所引起的名存实亡、名实不符的现象，提出了“必也正名乎”的主张，随之引起了名实问题亦即名称（或概念）与实际事物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尽管各自根据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去解释和论证，但要求“名实相副”的目标却是一致的。然而，正名逻辑却没有考察要实现“名实相副”的重要工具——定义和定义规则。

    定义，亦称界说，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指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的定义方法是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属概念之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的其它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种差。因而定义的公式是：被定义概念=属+种差。定义的规则有：①应相称：即定义概念与被定义概念的外延相等；②不应循环；③一般不是否定判断；④应清楚确切。由于缺乏对形式逻辑的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的名实问题，至今仍未得圆满解决。中医学概念的确定方法（或命名形式）大约有：

    1．举实  通过考核，为实际事物给出一个名称，即“以名举实”，或“取实予名”。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法，正如《荀子·正名》所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2．移植  从其它学问中直接搬来一部分概念运用于医学之中。类似于《墨子.小取》中“援”和“侔”的认识论方法。中医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古代科学同根共壤，它们融合在自然哲学的母体之中，又各自吸收着彼此的养分。中国哲学曾两次大规模涌入中医学体系，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导致了中医理论框架的建构和形成；第二次是宋明理学，促进了中医学派的争鸣和理论创新。从阴阳、五行、精气学说，到道家、儒家、佛家经义，概念的移植是其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传统中医学缺乏基础研究，其生理、病理、药理学说只能借助于推测和猜想，自然哲学正提供了这样一种方便，其思辨性或一般性概念大量涌入，使中医学理论得以顺利早产。

    3．嫁接  将两种不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获得新的含义，例如心火、脾气、肾精、肝阴、虚火、痰湿、肺燥、阳黄、阴火、肝木等等。其特点主要是将一些实体概念与抽象的哲学概念进行嫁接，如脏腑组织与精、气、阴、阳、五行以及六淫、虚实等相结合。这些概念似实而虚，若有若无，带有明显虚构和假设的性质，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缺乏可检验性。

    4．类推  将某种概念推衍其外延，形成其子概念体系。如“气”的子概念有营气、卫气、宗气、元气、大气、谷气、清气、浊气、正气、邪气、湿气、痰气、水气、脏气、腑气、经气、真气、气滞、气郁、气结、气陷、气阻等等。

    二、逻辑学分析

    现代科学概念有三大特征，即可确定性、可检验性和可变动性。中医学基本概念是否也具有这三大特征呢？

    1．可确定性  指科学概念应该反映事物的本质，并明确地规定其涵义。现代物理学家波恩说过：“我建议用‘可确定性’来表达科学思维的基本法则（虽则我在辞典中并没有查到这个词）。一个概念，不管是否可以应用于特殊情形，只要它是可确定的就使用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明确地揭示了概念的内涵，才能使科学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所谓概念的可操作性，是指概念的意义等同于一套相应的操作解释，例如“肿瘤”、“休克”、“心肌梗塞”、“炎症”等等，都可以通过某些操作结论来作出本体的解释。而医学史上的许多思辨性概念，如“灵气”、“奴斯”、“活力”、“动物热”等，由于最终无法由操作找到本体论的解释而逐渐被淘汰。从中医学基本理论中可以看出，大量生理、病理、药理学概念没有明确的能反映本质特征的内涵，并无法找到操作性解释。显而易见，以寻找客观指标为中心的证本质研究、脏腑本质研究，实质上是试图为传统概念确定其操作性解释，这就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首先，既然传统概念已经明确地反映了其本质涵义，那为什么还要通过操作手段去寻找已有本质涵义的“本质”（本体论解释）呢？因为实际上，所有的病机以证名只是一组疾病表象的代称，而并非其本体反映。其次，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一些概念，象肾阳虚、脾气虚、心气虚、肝郁、瘀血、阴阳、寒热等等，看起来似乎为它们找到了操作性解释，实际上却十分别扭，显得牵强附会。因为事实上，传统概念原本没有这样一些“附加条件”，它并不以操作性原则为定义标准。故尔，血液流变学异常可以见于多种非瘀血证的病变，环核苷酸、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改变等并不能确定为阴阳的特异性指标。

    2．可检验性  指从科学概念所蕴含的意义出发，加上其它辅助条件，就可以导出可由实验直接或间接来加以检验的命题。爱因斯坦认为：“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概念是先验的必然的，或者是先验的正确的。唯一地决定一个概念‘生存权’的，是它同物理事件（实验)是否有清晰的和单一而无歧义的联系。”科学概念的可检验性是与其可确定性紧密相关的。西医病理学概念“肿瘤”、“休克”、“心肌梗塞”、“炎症”等等，可以通过操作来确定，也就可以通过操作来重现和检验。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大多数中医学基本概念就无法检验。例如湿热，究竟是一种致病物质还是一种气象因子呢？湿热通过什么途径，怎样进入人体，又是如何熏蒸肝胆的呢？这种邪气无法捕捉和检测，只属于思辩和虚构，一旦操作起来而把握的东西就变为其它而非“湿热”了。

    3．可变动性  指科学概念不是静止和僵化的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可能随着科学认识和观测手段的发展而变化，甚至被淘汰。这种变动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概念的基础上赋予新的涵义；一种是废弃原来的概念，引入新的概念。科学概念的可变动性也是由上述两个特征所决定的，它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多数中医学概念无法操作，缺乏可确定性和检验性，也就失去了修正和淘汰旧概念、创新和完善新概念的重要方式，形成了“名存实亡”、“名实不副”的混杂局面。正如尹文所云，“万名俱列，不以形应则乖”，中医学各种概念内涵不清，分类不明，以致于后世医家不得不进行大量的传、注、笺、疏，通过训诂而求字义，结果张氏说张，李氏说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伤寒论》的“六经”，由于作者没有做出操作性解释，后人有认为是经络，有认为是部位，有认为是阶段，有认为是脏腑，有认为是气化，又无法用实验来决定它的“生存权”，也就不能进行概念的修正和更新了。

    三、动力学研究

    动力学研究速度和运动。科学动力学则是研究科学知识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正名逻辑及其形成的概念对中医病理学体系发生、发展和变化有什么影响呢？

    1．正名逻辑维护了传统中医学的稳态结构  “正名求实”或“循名责实”是正名逻辑的主要目标，因为古代先圣“取实予名”之后，并未对所命之名作严格的定义，而是随文衍义，以意附文，后代学者就要遵循这个名去寻找它的原始涵义。本来从字面上看，“求实”和“责实”都非常可取，但由于崇古尊经的传统观念，加上一个“正名”和“循名”，就成了固守先圣所定的“名”，去附会与此相应的形或实，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反思称谓某“形”之“名”的准确性、清晰性和唯一性如何。这样一来，传统中医学体系的稳定性就大大加强了。因为后代医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循先圣所定之“名”，求符合之“实”，即使争论不休，也以独有心得的诠释和灵活运用为自豪，“贵能超乎规矩之外，不高规矩之中”（陈修园《医法长沙》），根本不敢思考先圣之“名”、祖宗之“规”会有什么差失。因此，中医学的概念体系或逻辑大厦从一诞生开始，就牢不可摧，能够一脉相承，延绵至今。

    2．描述性定义阻碍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追求  “以名举实”和“取实予名”的要害是为事物给出一个即可，而不在于这个名是否反映了该事物的本质特征。因即可以称它为描述性定义而非实质性定义，描述性定义的消极影响在于，逐渐培养人们并非一定要关心事物本质（或本体）的思维取向。例如，引起外感病的“六淫”概念，经典著作已经规定了它的权威定义，是指超常的“六气”，因而谁也不会再去关心它们的本体是什么，又是如何从体外进入体内，怎样引起疾病表现的？尽管当时和现在都无法进行研究，但更遗憾的是人们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在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时候，人们常常把“火”与“炎症”拉到一起类比，好象二者所指有同有异，但从概念看，二者又具有本质差异。“炎症”的内涵有其本体解释和操作性说明，“火”的概念就大不一样，它移植到中医学后，只有一个不确定的描述性定义，可以是正气，如“少火”、“命门之火”；可以是邪气，如“火毒”、“阴火”；可以是脏腑功能失调，如“肝火”、“胃火”、“心火”等等。

    3．流动性概念导致了训诂之学的兴旺发达  或许，中医学概念的辩证逻辑特征与命名者的主观随意性有一定关联。这种随意性表现在命名时缺乏必要的约束和规则，运用时又随文衍义，附意于文，因而成就了其“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流动性特征。由于它本身没有明确的定义和一贯性解释，就给后人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从而不得不花大气力来建立一门训诂之学。

                                 发表于《医学与哲学》1993（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