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辞世7年了。我多次整理他的手稿，总因为残缺不全，未能成册，就这样年复一年，让这些遗物静静地躺在书架上。今天重又打开它，我突然改变了思路：残缺就残缺吧。生活和记忆常常就是残缺的，为什么不能留下一本“残缺的纪念”呢？
一
父亲一生勤学好文，写过不少东西，年轻时也发表过一些作品，如《土地翻身》、《一年之季在于春》、《春姑娘下凡》等诗词，《援朝劝妻》、《新卖棉纱》等唱本，《黑石山的故事》、《小梅》等小说。他的中文底子比我深厚得多，生命也一直在坎坷中度过，是他那个风雨飘摇时代的见证人。那些浸渍过鲜血和泪水的岁月，早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他曾经努力地升华过，真挚地追求过，终因生存的压力太大，生活的苦难太深，身体的疾患太重，最后未能锤炼出警世之作。我相信，以他对下层平民生活的深刻理解和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当代的《悲惨世界》也是有希望的。
他的书稿一叠一叠的，好多个长篇有头无尾，不少业已散失。我想，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结集的想法，如果他的身体不因疾苦折磨得过于羸弱（他去世前一年已成天昏睡，严重的肺功能不全造成的缺氧，使他被喊醒不一会，又会昏沉过去），文稿肯定不是今天的样子。作为一位编辑，我深深地为他遗憾，为创造过他的现实遗憾。
在整理和校对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通读父亲的遗墨，仿佛他坐在我的面前，娓娓地讲述一个又一个亲切而又熟悉的故事，就象小时侯在乡下的小路上，在冬夜无灯的房间里，在夏夜门前的板床上，他肚子里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我能够清楚地分辨不少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并回到那个山重水复的乡下老家。当然，这些书稿还十分粗糙，没有经过精雕细凿，也缺乏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及高屋建瓴式的批判和发人深省的思考，但那里面有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故事，以及熟悉的环境，因而也就有了与我们血肉相关的联系。遗憾的是，他酝酿了半生的自传体小说，已经写出了不少章节，最后却没能在他的遗物中找到。汇聚在这本集子里的不少是应世之作，甚至缺乏相应的生活体验。他的真正的深思熟虑的东西，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其相关思索，因为余悸在心，他始终没能突破自我，而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二
1924年农历4月11日，父亲出生于应山县余店区聂家塆的一个农民家庭，是这个家里盼了很久的独儿子。他自幼强记博闻，聪明过人，但乡村的封闭和落后，匪患的侵扰和恐怖，农民的质朴和淳厚，熏陶了他诚挚的乡情，却没有能培养出他勇往直前的性格和超然物外的大气。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使他有机会了解到山外的世界，开始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追求，正如他在小说中写到的：“13岁那年暑天，到大城市读书的洋学生回来了。男的西装、马蹄袖、大分头、大皮鞋；女的旗袍、束腰、齐耳发、方头戈口皮鞋。他们站在戏台上，轮唱着‘风在吼，马在啸……’扮演着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他发现星球外面的来人，震惊了。”尔后，在暑假的20多天里，两位中学生姐姐给他补习了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整数和分数，以及地理和常识。当然，他的古文还是读得不错的。那年，从省城避难回来的老太爷（美籍华人聂华苓的爷爷）出了一个“多难兴邦说”的作文题，试试乡童们的才气。据说，老太爷把他的那一篇拿到手里一看，立即摇头晃脑地诵读起来，还不断发出“入了”、“入了”的赞誉声，事后将他留在府上布置功课督促了上十天。这件事，父亲对我讲过几次。老太爷是宣统末年的进士，“入了”意指可以考上县试的秀才。
清新之气的导入，诱发了父亲到外面求学闯世界的想法。最先是延安的抗大一期招生，因为大雪封山，他们随毛大队长行军100多里而不得不返回。第二年又和几位老乡（包括二爷爷的儿子耀威叔）一起踏上了去大后方——重庆求学的艰难历程。路途中，枪林弹雨的洗礼，学生兵服役的考验，长途跋涉的艰辛，身无分文的尴尬，流浪千余日，行程上万里，进进退退，坎坎坷坷，那是一条含辛茹苦的求学之路。到达重庆之后，他睡过猪鬃仓库，吃过别人扔在地上的橘皮，求过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最后分配在国立九中读书。其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常跟我们讲，在那段流浪和求学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头悬梁，锥刺股”的勤学故事，他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完成了知识结构从旧学向新学的转型。抗战胜利后，他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见骈文“复员同学会宣言”）返回故里，开始了教书生涯。在此期间他虽然到河南许昌读过革命大学（1948年），两次投考过武汉大学，但最终还是回到桃李林中。他教过乡村小学，也在黄陂县中学教过英文、数学、化学，解放后成为应山县中学最早的教师之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觉地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靶子。父亲生性耿直，加上解放初发表了一些作品获得了可观的稿酬（当时的稿酬较高），受到了《湖北日报》、《长江文艺》的热情接待，便成了小县城里的名人。随后，由于他和省里某些人的一丝接触，不明不白地牵连成胡风分子，继而被打成右派，并以极右分子的罪名判刑劳教4年，入了“另册”。至此，一个成长于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的学子，一个胸怀“教育救国”理想，以极大热情哺育桃李的耕耘者，一个有较好前程的中学教师，突然坠落悬崖，开始了整整20年的牛鬼蛇神生涯。在34～54岁这段人生最富于创造性的岁月里，他却年复一年地陷入没完没了的被改造的泥泞。
然而，生活对人的改造也是威力无比的。在那段日子里，父亲学了木匠、泥瓦匠、油漆匠、理发匠的手艺，能熟练地从事每一项农活；他能左右开弓，对着镜子为自己理发；他能对着医书为病人开方子，若不是受到限制，他或许成为济世活人的乡村医生；他常为节约5分钱而绕行山路十几里，为节约一把柴草吃未炒热的饭菜。他身陷囹圄时，正值自然灾害肆虐、极左思潮泛滥之际，不仅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有残酷的精神折磨，多少人惨死，多少人病残，父亲就因为染上肺结核病得不到控制而多次吐血，虽然死里逃生，却留下诸多隐患。恢复后因为肺部病灶大面积钙化，残存的肺组织负荷过重，又造成肺气肿，引起严重的肺功能不全。到80年代，一位呼吸病专家看过他的胸片后，惊奇地说：“这个人还能在地上走动，真是奇迹！”实际上，奥秘全在于他的极度瘦弱：1.65米高的个子只有70多斤体重，机体耗氧量自然就少得多了。
“老年不唱夕阳曲，珍惜流年夜枕戈”，这是父亲对自己老年生活的写照。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父亲也得到了平反改正，再一次回到教书岗位。他50多岁重新焕发青春，对工作全力以赴，对学生极端负责，真正成了“老先进”了。然而，好景不长，退休年龄旋即而至，身体也垮了，他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讲台。这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岁月不多，重又握起笔写了一点东西，直到1992年8月21日，严重的肺脏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为止。
三
父亲是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个，他的一生是普通人的一生，但也是拼搏的一生，思考的一生。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反思：如果当初没有迈出山村，他也许可以同许多同龄人一样，平平静静过日子，守那一片山地，做那一方手艺，多子多孙，几世同堂，那将是另外一重天地；如果当年不是选择教书，而是进入军队（他有过多次这样的机会），生命又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呢？当然，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路是自己走的，这一步一步的路和自己的生命不可分割，无论渺小的个体在时局中怎样变幻，也无论酸甜苦辣、是非得失怎样曲折，都是自己的收获。实际上，无论干什么事，走什么路，原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能够托身为人，就已经有质的升华了，再加上能身临其境，细细品味和咀嚼人生，则更幸福得无以复加，还有什么值得抱怨和后悔的呢？
然而，反思也是多方面的。面对父亲用一生精力（或经历）而画上的巨大问号，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似乎应该而且完全可能为我们、为这个人类的世界留下更有价值的精神遗产。虽然父亲的遗憾已无法挽回，但对于我们后人，对一切活着的人是否有借鉴作用呢？分析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缺乏足够的自信，对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义无返顾的精神。生命价值的理想色彩，常常被动物本能或生存惰性所冲淡。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在于他为理想付出了多少努力，走了多远的路程。成功需要冲破许多现实的俗念，正如他在小说中抄录的那段左拉的名言：“我们永远不应该抛弃一个事业，如果它要20年、30年，甚至一生或好几代的工夫，我们也献给它，一点也不吝惜。如果是弄错了，我们要重新尝试，不论多少次；如果是必要的话，我们一定要再走我们已经走过的路，阻塞与障碍只是路上不可避免的休憩与困难。一个事业可以说是神圣的孩子，若不领它到分娩的时候，我们是有罪的。它是我们的血肉，我们没有权力拒绝它的创造，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的整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精神都是属于它的……”。此外，还有身体的因素，父亲的身体也制约了他的发展。他曾经说过，写作是一件十分艰辛的工作，进入状态往往使人彻夜难眠，那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工作。
也许，远大理想总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而让大多数普通人随波逐流，最终放弃理想，只有孤注一掷的人才能到达彼岸。也许，人生每时每刻都有那么充分的多项选择，普通人常常三心二意，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为了眼前的得失而放弃更重要的选择，或者只想做简单的工作，不想花大气力做难度大的、一时看不到效益的更有价值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普通人往往不是缺少才能，也不是缺少机遇，而更重要的是缺少意志；只有意志坚定者才能成为伟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好，伟人就如何了不起，更何况两者之间不过是说不清楚的人为划分，机遇也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这里，我只想探讨形成两者差距的内在因素，因为我自己也是如此，正在得过且过、碌碌无为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正在患得患失、随波逐流的道路上蹉跎光阴。所以，这反思更主要是针对自己，是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做学问比钻营重要，而且要力戒急功近利的浮躁。
四
刚写好这个“前言”，母亲以她顽强的毅力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手术、化疗后复发的结肠肿瘤夺取了她的生命。因此，我的哀思进一步延伸，纪念进一步沉重，因为母亲是更为普通的人，她只以自己的行为让后人和周围的人追念，没有留下什么精神遗产（但她留在了父亲的笔下），我挑选了她的一些照片印在这里，好让更多的人记住她。下面，是我在她的追悼会上宣读的祭文：
1999年8月13日上午10时17分，母亲因病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75岁。
母亲生于1925年农历3月13日，出身于杨寨区徐家亚园的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未曾上学，1938年报名参加“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经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辗转上万里，奔波于大后方的山山水水，在迁徙中学习文化，磨砺意志。她13岁才开始识字，接受现代教育，后就读于安顺市（贵州省）军医护理学校（战后迁往上海）。1948年返回家乡，先后从事教师、护理工作，1952年到应山县卫生院，后调李店卫生所、广水卫生院、县人民医院（即原县卫生院）、马坪卫生所、新河卫生所、长岭卫生院，1976年退休。她几十年勤恳工作，埋头苦干，其护理技术和医德医风受到广大患者和同事的好评。
母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她13岁就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漂流颠簸，生活极不稳定。后来父亲经历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的冤案，母亲更是携带我们兄妹，饱受欺凌，艰难度日。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本人也受到冲击，进学习班，受批判，蒙受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许多不公正待遇。直到退休和我们参加工作，她才真正安定下来，有了较为宽舒的晚年。可是，前年年底她又患上不治之症，继续与疾病进行殊死的斗争。正如父亲生前所说的，母亲是我们家里的第一功臣。面对种种艰难困苦，母亲从不向命运低头，用她柔软的身体和顽强的精神，带领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
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母亲出生在农村，自幼参加田间劳动和承担大量家务；儿童保育院时期，短短几年，从识字到掌握扎实的文化知识，一切在于勤奋学习。尤其是父亲被冤枉劳改4年，后又遣送回乡劳动，母亲更是一边工作，一边以微薄的收入照顾我们兄妹，除了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就只能是劳苦有加。我们清楚地记得，无论是3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是平时，她总是看着我们吃了、穿了，才想到自己，把我们安排好了，她才休息。
母亲的一生是忠诚的一生。她忠诚自己的工作，无论派往哪里，多苦多累，无论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她从无怨言，从不计较，对技术精益求精，对患者服务周到。她忠于自己的家庭，对父亲矢志不渝，对我们满腔母爱，对老人尽责尽孝。在这一点上，父亲始终心存感激，他曾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你们的母亲是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的确，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被弄成胡风分子在地区学习班；大妹妹出生不久，他又被划成右派，蹲了监狱；小妹妹出生时，他还在30里外的老家监督劳动。这一切，母亲都默默地承受下来。尤其是1958年夏，县医院和公安局的人逼着母亲选择离婚还是下派的时候，她毅然选择了后者，第3天就带着我步行90里，跟随一部板车到达了应山县西隅——马坪。正如父亲所说：“你母亲和你们是我的希望，是我能够活着出来的动力。那时候，有多少人绝望了，惨死在狱中！”我们的母亲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妇女勤劳、贤良、坚强、质朴的美德，是传统道德的楷模。
别了，母亲！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们的无穷思念，千呼万唤表达不了我们的缅怀之情。在给您送别的追悼会上，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敬爱的母亲，您的大恩大德与天地同在，您的崇高精神永垂不朽！
199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