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心”和“洗事”本质上是同一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因“见着差异就来气，遇着矛盾就心烦”，想方设法去消除差异、消除矛盾的“大同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大同主义”的特点是：看到了对象世界的差异和矛盾，但却不愿承认、容忍和接受这种差异和矛盾，而是想方设法要消除这种差异和矛盾，使这个由彼此相互差异和矛盾着的诸多因素所构成的复杂多样世界变成一个没有差异和矛盾的单一大同世界。“大同主义”是同唯物辩证法完全对立的。

         唯物辩证法的特点是：看到了对象世界的差异和矛盾，并且承认、容忍和接受这种差异和矛盾，认为这种差异和矛盾具有客观必然性，进而寻求差异诸方或矛盾诸方之间相互作用的运动规律，自觉按照这个客观必然规律来办事。

        作为一种根本不同于“大同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唯物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是：为社会运动中差异和矛盾诸方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多样性活动制订必要的行为规范，使这些彼此相互差异、相互矛盾而各显其个性的活动在一个统一合理的界限之内进行。

      “大同主义”则 恰恰相反，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是：以社会运动中差异和矛盾诸方的某一方作为其他各方的代表，要求其他各方一律按照由该方特有的个性所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思想和行动。具体地说，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所谓“洗心”，就是以在一定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其他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表，要求其他各种利益集团一律按照由该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思维方式来思想；而所谓“洗事”，则是要求其他各种利益集团一律按照由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决定的行为方式来行动。

        无论是“洗心”，还是“洗事”，都是“大同主义”，都是看到了社会运动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但却不愿承认、容忍和接受这种差异和矛盾。“洗心”式的“大同主义”，是要用统治集团的思想来消灭其他利益集团的思想，或者说，是要把其他利益集团的思想统一到统治集团的思想上来，使其他利益集团按照统治集团的愿望来思考问题；“洗事”式的“大同主义”，是要用统治集团的行为来消灭其他利益集团的行为，或者说，是要把其他利益集团的行为统一到统治集团的行为上来，使其他利益集团按照统治集团的愿望来处理问题。

       我之所以说中国的人治方式开始从“洗心”时代进入到“洗事”时代（参见拙文：《从“洗心”到“洗事”——中国人治方式的历史性转变》），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现在不仅已经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关闭社会网吧，建立政府的官办网吧，而且有的地方确实关闭了社会网吧。与此类似的事件是：“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在钢铁、化工、煤炭、石油、矿藏、电力、民航、公路、水利、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邮政等等几乎所有的有利可图的领域，民营企业都被挤垮或被强制低价收购，全国国有企业(非金融)的总资产从几年前的几万亿发展为2008年的42.55万亿元，估计2010年将达到近百万亿元。”（中国煤炭新闻网：《建议“两会”审议国进民退 》，http://www.cwestc.com/newshtml/2010-2-25/156093.shtml）

        我从“国进民进”现象中所领悟到的是人们面对现实社会差异和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种“洗事”式的“大同主义”：

       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运动中民营利益集团和官营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但却不愿承认、容忍和接受这种差异和矛盾，而是要用官营利益集团的行为来消灭民营利益集团的行为，即要把民营利益集团的行为统一到官营利益集团的行为上来，使它们都按照官营利益集团的愿望来处理问题。

        如果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思考和处理这类社会问题，就应该是：

        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运动中民营利益集团和官营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但是承认、容忍和接受这种差异和矛盾，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否定的多样性活动制订必要的行为规范，亦即为民营集团和官营集团立一个“公法”，使这两种相互差异、相互矛盾的社会集团各按其利益要求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公法”所规定的界限之内进行。

       前一种做法是传统人治社会的人治方式，后一种做法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法治方式。

       传统人治社会的人治方式，就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说，就是与唯物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大同主义”，其社会实质在于：主观地抹煞现实社会利益关系的差异性、矛盾性，只承认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合理性，认为这个社会集团的利益就代表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然而，现实世界的差异和矛盾是这个世界固有的差异和矛盾，是无法主观加以抹煞的。“大同主义”要主观地抹煞现实世界固有的差异和矛盾，这在客观上只能是以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来排挤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当今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所出现的大规模的“国进民退”的狂潮，恰恰就是在“大同主义”支配下，在思想上主观地抹煞中国现实社会中民营集团和官营集团在利益关系上的差异与矛盾，在行为上客观地以官营集团的利益来排挤民营集团的利益。这种“洗事”式的“大同主义”的人治行为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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