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人：geobob [2010-2-26 13:26:35]     删除  回复

中国人很聪明，治理家国的主张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经有了，什么博爱非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贵君轻呀等等，这些思想跟现当代的主张也没什么大的差别。可是这么聪明的民族，几千年下来，沦落到严重自卑严重自暴自弃的不入流地步，那些思想诞生了数千年却还没有落实，殊为恨恨，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几乎都是不肖子孙，愧对汉唐春秋的充满智慧胆略的祖先，以那样的智慧，民族后代本来应该生活的最好，引领世界潮流才对。以前的中华民族，可以形容为勤劳勇敢的民族，而今仅仅是勤劳如老黄牛罢了，失去了勇敢，没了汉唐的民族自信了。仅以自由而论，虽然自由未必一定是最好，但古代的某些时候甚至做得更好....

博主回复：

说的在理。我也常常追怀“汉唐雄风”。我曾反思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汉唐如此之盛？我初步的研究之得是：汉唐特重礼仪之教，那个时候的人们为人特有规矩，办事特别务实。

从汉赋、唐诗在形式上的工整，可见其时之人心思之规范；从汉、唐的陶艺和人物画之类，可见其时之人性格的浑朴。唐代人物画中女人的适度坦胸（唐代贵妇人的礼服多以坦胸、低领、大袖为主），更显示出其时之人胸怀的开放！李、杜之诗，虽其形式极工整，而诸如“白日依山尽”、“卖炭翁”之类，其文辞之朴实则如白话一般。唐代科举是为国家选拔有用人才，尤特重进士科，其考试内容除杂文、诗赋以外，更有关于政见时务的策论，且人才选拔少而精，每科录取不过二三十人而已，有唐一代科举取士仅约万人，却成效显著，唐代宰相80%皆进士出身，“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实得益于其科举所储备的人才。

宋代以降，中国文化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礼仪之教日衰，心性之学日盛，务虚空言逐渐蔚然成风，至明代之末达到极盛；艺术上文人山水画取代汉唐人物画而成为主流，即人物之画，唐时重形似的写实风格亦为宋以后重神似的写意风格所取代，反映出唐人的朴实之性向宋人的空灵之性的转变，至明末更有文艺上“灵性派”的崛起和哲学上“心禅合一”之阳明学的盛行。科举方面，元代创“两榜制”，明兴“八股文”，清代则二者兼行之（元代“两榜”是右榜为蒙古人、色目人，左榜为汉人；清代是满、汉两榜）。与唐代相比，明、清科举考试特重经义，缺了唐代进士科中时务、历史方面的内容，反映出科举已由选才纳贤的主要途径转变为控制士人思想以加强君权的一种手段。

理学的流行与八股考试的盛行，使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忆》第2页，上海书店。1983年。）“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页，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尤其是当其末季，王学泛滥，流于禅释，最为空疏不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清代学者颜元评论理学害事：“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六十岁”条引，《颜元集》第776页，中华书局，1987年）又评论当时书生尽读无用之书：“书本上所穷之理，十之七分舛谬不实”（颜元：《习斋记余》卷六《阅张氏王学质疑评》，《颜元集》第493页）。“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元：《朱子语类评》，《颜元集》第252页）。“其间或有一二书生济时救难者，是其天资高，若不读书，其事功亦伟。然为书损耗，非受益也”（《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及门第十四》，《颜元集》第674页）。

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宋代是中国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而社会意识形态上儒、释、道合流的理学的兴起又最为关键。形儒而实释、道之释化、道化的理学统治中国达七百余年，使中国人思想越来越远离汉、唐之朴儒。如果说汉、唐是既重礼仪形式又重实际内容的朴儒时代的话，那末，宋元明清就是既不重礼仪形式也不重实际内容的形式主义的腐儒时代。

至今我国在教育上仍深受那个腐儒时代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无论是道德教育还是知识教育，都不切实用。以道德教育为例，长期以来，我国的道育理论惯于宣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原则，这种理论使人们误以为道德教育就只是道德之理与道德之情的教育，而殊不知，局限于道德之理与道德之情的教育仅是道德说教而已，依靠这种道德说教，根本无法使道德情理落到实处，因为道德实践并不是简单的把某种道德之理与道德之情付诸实际行为，而是先要把道德之理转化为道德准则，进而根据道德之情将道德准则细化为一系列在道德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道德行仪（具体的道德行为可依循的规仪），如此，才能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时有规可循，有仪可法。道德教育的实质，根本不在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是在于把道德情理转化成道德行仪之后对受教育者实行道德行仪的培训，只要把人们培训到能够习惯性地按照这些行为礼仪来视、听、言、动，道德教育就达到目的了。而仅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道德说教，则至多只能使受教育者达到“情理昭昭”而已。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忽视和缺乏道德行仪教育，其结果是，对受教育者来说，他们虽是“情理昭昭”，却是“行仪昏昏”，因而不知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去应事接物，以至于常常不自觉地做出违背道德情理的事情来。当今中国学校的知识教育也是如此，“高分低能”现象十分普遍，至今人才市场上，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普遍看不上眼，就是因为大学知识教育只是对书本知识的简单授受，几乎完全忽视对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由此培养出来的人才，普遍的只会说不会做。知识教育中的能力培养，其实和道德教育中的行仪培训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技术性的行为规则训练，这种行为规则是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中介，离开了这个中介，理论与实践必然脱节而导致知行分离。

汉、唐朴儒的礼仪之教恰恰就是一种行仪教育，一种技术性的行为规则训练。当今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行为规则意识和行为规则教育，汉、唐人循规蹈矩的优良作风于今荡然无存。我们应该吸取汉、唐朴儒的礼教精神，抛开其礼教的具体内容，开展与现代生活相契合的行仪教育。在道德教育上，要有一整套让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可以具体依循的应事接物之礼仪规则，不要空说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要把这个道理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礼仪规范，而且这种礼仪规则教育要从家庭的和幼儿院的启蒙教育开始，要让孩子从小养成对这些礼仪的循规蹈矩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最关键的时期，就是幼儿院到小学阶段。到了大学阶段，孩子都已成人，其行为习惯早已养成，再对他们开展道德教育就为时晚矣。我儿子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他们从来只有知识教育，没有什么道德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但是由于我从小对他进行为人处世的仪礼教育，他的良好的行为习惯实际在上小学时就已经养成，所以在大学里没有任何德教的情况下，在应事接物上也完全能知书达礼。看看我国的情况，幼儿院就学外语，小学和中学只有本书知识教育，礼仪教育完全没有，到了大学却要花一二年时间给他们上什么思政课，这种德教无非空说白教，无异于浪费大学生的大好青春。当代中国的德育完全是本末倒置！

再说知识教育，大学阶段就应该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到社会上做义务工。我儿子每年回到国内，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单位进行义务性实习，三年下来进了三个单位，接受了为时三个多月的实务训练。这不是我教育的结果，而是他们的学校和当地社会就是这样的风气。几乎没有一个大学生在学期间没有进行过这类实务训练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实习经历，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然而，看看我国大学情况，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把假期当作假期来休息，平时无非亲朋好聚聚会，或者游山玩水，或者在家里打游戏，大学四年七个假期几乎全部浪费。如果我们的大学生能很好地利用这七个假期去做义务工，则大学毕业时就基本上能应付实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受宋朝以后腐儒时代的思维方式影响太深。现在国内儒学复兴思潮很盛，但是我看没有多少人把握住儒家的真精神，把读儒经、诵儒经当手段来培养后代，这根本就是在扯淡。孔子小时候，他母亲根本没有教他读经、诵经，却经常让他在家里把玩礼器，干家务事，从小对他进行礼仪教育和实务教育，所以孔子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到青年时代他就以懂礼仪闻名，他还做上了比较高级的“相礼”（即所谓“儒”）。孔子教育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学而时习之”，强调“力行近乎仁”，他教育自己的学生要“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要少说多做，他何尝教他们一味去读经、诵经了呢！现在的儒学复兴提倡者，完全背离了孔子的原儒精神，背离了原儒的礼仪实践精神，按照宋朝以后腐儒时代的思维方式来教人读经、诵经，我看这完全就象现在大学里的空说白教的道德教育，是在浪费孩子们的大好青春！

    汉、唐的礼仪之教是深得孔子原儒之真精神的。所以我主张要学汉唐朴儒，千万不可学宋元明清的腐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