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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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卫军英老师的博文《犹豫了下还是得讲政治》，我觉得他所提出的关于中共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仅仅靠特权阶层的“小圈子游戏”是决不能奏效的观点和要有公众的参与、监督，并扎扎实实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主张，都是正确的，而且都讲到了关键之处，尽管也有一些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些，但是在这种场合公开呼吁一下，是有积极意义。
我尤其欣赏卫老师的“犹豫了下还是得讲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不用说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就是哲学工作者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工作者，他们好可以都不会更不喜在公开场“讲政治”的，“文革”的时候人们天天讲政治是被迫的，那个时候谁不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谁不跳“忠字舞”，谁不“活学活用”，谁就要倒大霉，甚至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人在本性上是倾向于过太平日子的，如果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中，一个政治清明的环境下，谁会吃饱了撑着去讲什么政治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研究政治的，其研究和理论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或学术活动，与“讲政治”是两码事。
笔者原本也不“讲政治”，曾经象清代朴学家那样一头扎进书堆里做“破学问”，且十数年如一日。但是，最近十余年来，特别是这几年里，国内政治急转直下，在GDP急剧上升的同时，官场腐败甚至学界腐败也越来越严重，而且明显呈现出“越反越腐”的强劲势头。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我不得不关注现实政治，特别是在科学网开博以来，更是经常要“讲政治”。这并不是我天性爱“讲政治”，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驱使着我这样去做。我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只要是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都应该“讲政治”。这样的“讲政治”，更多是凭着一个人的良知来表达自己的善意，发表自己对于改良社会的意见。如果整个知识界都来这样“讲政治”，通过种渠道来表达为惩恶扬善、扶正袪邪而改良社会制度的意见，充分而正当地行使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并且人人都为维护自己这种人生而具有和不可剥夺的自由权而不懈地努力，由此就会造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道德舆论环境和民主政治氛围，中国的现实就会因此而逐渐的改变，明天将变得更好。
否则，如果知识界的人士都只管自己个人的事务，大家都不屑于“讲政治”，甚至以“讲政治”为学者之耻或科学之耻，那末，这就是意味着知识界作为“社会良心”的系统表达者放弃了其系统地表达“社会良心”的责任，知识分子就变成了明哲保身之徒。
顾炎武曾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耿介》，《日知录》卷十三）他认为，明朝之所以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明末士大夫中太缺乏耿介之士。他说：
“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以怯言为信（自注：抵疑）。’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罗点有云：‘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醒，则曰立异。’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夸毗》，《日知录》卷三）
顾炎武尖锐地指出了“夸毗之辈”的为人处世之特点：“寡交”，“善身”，“怯言”，“弱断”，“拱默保位”，“柔顺安身”，“无所可否”，“与世浮沉”。他认为，明末“丧乱之所从生”乃至于最终“召天祸”，就与长期以来被明朝士大夫们所崇尚的这种夸毗体柔的为人处世方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不但直接地导致了“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而且其德风所至，也“使馆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国民素质沦落到这田地，亡国是势所必然的了。
也正是鉴于他所认为的明亡的这一深刻教训，所以顾炎武告诫“后王”说：“圣王重特立之人而远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不醉反耻》，《日知录》卷三）！这里所谓的“苟同之士”，就是指为人夸毗的“体柔之人”。所谓“特立之人”，就是指为人刚方的“耿介”之士。在顾炎武心目中，为人耿介的主要表现是：“直言危行”，“众默己言”，“众浊独醒”，“中立守道”。可以看出，顾炎武尤其强调敢“言”且敢于“直言”，而反对不敢言的“默”或不敢直言的“巧言”。他认为，明朝历代君主之所以独断专横，其根源皆由于大臣之不敢言：
“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宗室》，《日知录》卷九）
可以看出，顾炎武提倡“耿介”，是明显带有反对君主专制独裁的近代民主意识的。
顾炎武不仅口头上提倡耿介，而且身体力行耿介之道。他曾自述道：“自余所及见里中二三十年来号为文人者，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余与同邑归生，独喜为古文辞，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吴同初行状》，《亭林文集》卷五）他的“狂”就是其“不苟于世”的“耿介”之性的表现。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确实是需要有顾炎武那样雄直方刚的“耿介心”的，尤其在专制统治之下，为人假使没有一点“耿介心”，那就既不敢说出真理，更不敢捍卫真理，还奢谈什么追求真理呢！
作为一位明朝遗民，顾炎武在清朝权贵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耿介，就不只是一般的为人耿直，更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了。康熙十年（1671）夏顾炎武客北京，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召之，欲荐其佐修《明史》，顾炎武严辞正色地表示：“果有此命，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记与熊孝感先生语》，《蒋山佣残稿》卷二)康熙十八年（1667），同乡大学士叶方蔼欲荐其参修《明史》，顾炎武闻之，立即写信给叶氏，大义凛然地表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与叶言刃庵书》，《亭林文集》卷三)我研究顾炎武，对他能如此坚守民族节操的品性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因为如此，所以当我读到沙叶新先生因其“反腐”文章而经历“麻烦”时曾说“假如威胁我、迫害我，我将以死抗争”的话时，我特别感动，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我看到了当今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樑！”沙先生这番话，仿佛是出自顾炎武！这话反映出沙先生的品性是耿介而刚方的！这绝非“体柔之人”所可比！
顾炎武曾赋诗曰：“草木得坚成，吾人珍晚节。亮哉岁寒心，不变霜与雪”(《德州讲易毕奉柬诸君》，《亭林诗集》卷四)！这诗可不是为了发表而取悦于人以博诗名而作的，而是他的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顾炎武是真正做到了他以孟子之言所表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艮其限》，《日知录》卷一)！所以，他可以坦然无愧地说：“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十一》，《亭林文集》卷四）
顾炎武之所以能赢得后人如梁启超所说那样“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的高度评价和特别尊重，是与他的耿介的阳刚气质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学者才是真学者！当今中国学术界，象顾炎武这样的学者是太少太少了，“以浮名苟得为务”而“保容容之福”的“体柔之人”是太多太多了，如此就难怪官场乃至于学界自身竟会如此腐不可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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