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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朱熹是因为诗经的缘故,初中语文课本就让全中国的学生接触《诗经》,老师讲解的时候就曾详细地介绍过里面用到的几个主要修辞方法:所谓的“赋、比、兴”。当时老师并没有说明这些主要的修辞法到底是怎么总结出来的,直到大学阶段我自己买了岳麓书院出的《诗集传 楚辞集注》之后,才注意到前者用了朱熹写的注,里面就在n多的地方提到这三种修辞方法,后者则采用了王逸的注,编者还解释了为什么不用伟大的朱熹写的注,实在是因为他对古文鸳鸯乱点似的注释实在是太有名了。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老师提到这几个修辞方法的时候居然直接使用的文绉绉的句子,如说到“兴”,总是告诉我们意思是“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原来,在诗经的第一篇《关鸠》里,朱熹就不断地在各个地方重复使用这句话,真可谓罗嗦之至。 我们也许都知道,因为古文的写作手法和现代不同,有些词句几乎是现在无法理解的,于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注释前人的书就成为一些有聊或无聊文人的乐趣,这些无聊文人的极至就是宋代的朱熹先生了,所谓的孔子之后最重要的读书人,他似乎没有不注的古书,而且流毒遗传很广。 我们进入武夷书院的时候,才从导游那里知道朱熹先生居然在这里度过了他主要的时光,而且因为他的存在,引来了全中国优秀的小伙子来跟他学习,他还曾经在岳麓和白鹿洞书院主持过业务工作,当然,我看到墙壁上的介绍上说他最初去岳麓书院是带了两个学生前往论道的,大概是想通过打击别人树立自己的威信吧,这一招现在还为不少文人所用,娱乐圈里的人用的就更多了。 武夷书院是我们11月10日游览的最后一个景点,那是在看完茶艺表演之后,微雨再次落下,整个旅程中就没有什么精神头的导游女小王带我们来到了书院的门口,也没有要讲解的意思,我们只好独自过去。 山门上写着“武夷书院”几个字,是从左到右的顺序,谁题的却没有看清楚,山门外则是5个人的泥塑,蹲在一块石头上的应该是朱熹吧,旁边四个站立的人应该是听他讲话的学生们,山门里面大门上的匾额则是“学达性天”四个字,顺序则是从右向左,进入里面就是朱熹纪念馆了,有他的一些生平图片和文字介绍,他的一些著作和相关书籍,如〈朱熹传〉,最有趣的是,在第一间陈列室的一角,居然有一部讲述朱熹故事的电视剧在播放,电视剧并没有什么,有趣的是采用的是新光学技术,本来有个布景,门和房子全是真实的,里面的人物全是立体的,好象一伸手就可以和里面的人握手似的,幸亏我在中国科学院的长春光机所见过这项新技术,据说正在准备民用,大概用的是新型激光成像技术,如果真能如此,高清晰的数字电视机真的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了。只是我不知道激光成像节目的来源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除了有这么点新技术外,朱熹纪念馆有亮点的东西就不多了,基本就是他本人的一些经历和著述。让我奇怪的有一间陈列室里面只是一些残墙断壁,还用玻璃封着,莫非还真是朱熹住处的破墙? 我在北京的香山曹雪芹故居见过一面被严密保护的破墙,据说是上个世纪有人在拆自己家的墙的时候发现了墙中墙,而且上面居然有一些散乱的诗句,有红学家闻讯前来,认为那应该是曹雪芹或者朋友的诗,于是,作为文物留下来了,我的最初感觉是完全是胡扯,如果清代的这面破墙属于胡扯的话,我实在不明白武夷山下书院位置会真留下宋代的一面破墙?说不定朱熹在这里是不是真住过都值得质疑,好在我不是历史学家,不必花时间去考证它。 在介绍里我才发现,这位著名的朱熹其实是做过一些高职位官员的,并非仅仅是个读书人。中国的官本位在任何时候都还是带着深刻的痕迹的,即使孔子他老人家也做过鲁国的司寇,还杀了当时的另外一位和坤似的高官少正卯,一度威风得很。 写到这里,我也就想起了一个经常会听到有趣的说法,既然你认为自己有本事,为什么就不能有做官的本事呢?最初的时候我还真被这句话给问住过,觉得确实有道理,既然能力都是可以学习和培养的,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在学问好的同时也能做官的,远处的苏轼王安石,近代的胡适,都是做到了的啊。 当然,现在的我并不再这样想了,因为我对当官就没有什么兴趣,尽管我知道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正堂上有“理学正宗”的匾额,有说法认为朱熹之后封建礼仪道德臻于极其严苛和成体系其实就是在程朱理学理论建立之后的事情,所以,朱熹对于寡妇应该守节之类的负面道德观的形成必须承担很大责任。这个我没有具体研究他的思想及其影响,不敢评说。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就是在这个话题上扯开去的,名字忘记了,不过据说导演让一位俏丽的小寡妇调戏过朱熹的,而且剧情里似乎朱熹并没有抵制住那青春少妇的强烈诱惑。 “理学正宗”的正堂里是一些雕塑,正中间的应该是正在讲课的朱熹先生,四面有几个桌子,有的桌子后面有人,有的则空着,大约有6、7个人的样子,我还前往朱熹站立处和他一起合了个影,朱熹后面的墙上则是孔夫子他老人家的那张到处可见的著名画像(也许他只有这么一张画像?)。 看着朱熹的这些成年人学生,我不知道他的讲解是不是还象他写那些注一样罗嗦,对于同一个概念要在课文讲解过程里反复强调。 就想起网上看到的我一直认为可笑性很高的笑话,巧妙地讽刺了朱熹的罗嗦:朱熹去见孔子,第一次没有见到,他就留了个条,最开始只写了一句话“门生朱熹前来拜谒未遇”,写完觉得意尤未尽,时间也还有不少,就多写了几句,“门生者,弟子也”,接着就在留言簿上解释了一大通,也许是害怕孔子不明白他的意思吧。 孔子回来,看到长篇留言,估计是气乐了,就写了两个字的评语“罗嗦”,等下次朱熹再来拜谒,孔子传达室的人就把这句评语让朱熹看了,朱熹一看,又来了瘾,又写了一张纸篇幅的注,“‘罗嗦’者,对同一事物之多次重复描述也”,然后又是一大通详细地解释。这次等孔子回家,看到这位弟子的留言,很是厌恶,在他之前批注的那张写有“罗嗦”的条子里又加了一个字,“太罗嗦”;等下次朱熹再来拜见,传达室又把这张最高指示给朱熹看了,可是朱熹这次留言却非常干脆,没有再用太多的篇幅,他写道,“‘太’者,更进一步也;‘罗嗦’,见前注”。怎么样,简洁吧?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朱熹一贯的注书风格的深刻诠释了,如果你和我一样也看过他的注,肯定会同意这个看法的,不是吗? [这篇文章充分说明了我的另外一个观点,旅游地往往只是一种感觉的触发因素,并不对游记的写作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写游记文章,如果不是记述实在的风景,完全可以在书斋里完成,余秋雨的那些文章尤其如此,他根本不需要到处跑就可以写成,到处跑后再写则真是浪费自己的钱或者赞助商的钱了。对于我的这篇文章,其实早就想写了,应该说,在2002年去过岳麓书院之后就有写的计划,但是那时侯的我却没有写作的基本冲动,这次武夷山的朱熹纪念馆仅仅是给了我一个触发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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