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之初那3年，即1976年初到1979年初，地点在一个虚构的城市——南州，人物比较丰富，大到市委书记，小到普通干部、工人群众乃至监狱里面的犯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既有间谍活动和反特侦察，又有群众运动和抗震救灾，还有感情纠葛和社会民情等等不一而足。小说里面的主人公周志明是（“便衣警察”）是市公安局五处（负责反间谍的政治保卫工作，放在现在应该是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范围）的侦察员，以前干过刑警，中间蹲过监狱，但他无论身处何等环境，都始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警察，他的周围既有从事着共同的公安工作的战友，又有升斗小民的邻居，还有穷凶极恶、死不悔改的罪犯，也有含冤入狱的“现行反革命”和改过自新的小偷。周志明的女朋友施肖萌是“走资派”老干部施万云的女儿，先是个待业青年，而后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其亲友圈是机关领导干部和工厂职工。作者海岩通过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计把当时那个时代的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做了全景的描述，由于当时海岩以公安干警的身份在北京工作，甚至亲身经历了天安门光场上的“四五运动”和唐山救灾，所以他的描写非常细致准确。

    1976到1979是新中国历史上变化很大的一个时期，从僵化极左的文革到风气一新的改革开放，社会思潮起伏之大堪称前所未有，而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也很明显，这些变化在该作品的描写中形成了巨大的前后对比，包括人物的着装打扮、对工作的态度、语言表情、周边环境和建筑的变化，不一而足。

    在文革末期，人民群众已经对无休止的极左政治运动厌倦了，对每况愈下的国民经济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在那几年，邓小平复出后的短暂的治理整顿让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的迹象，就在人们看到未来希望之时，“四人帮”阴险地策划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并开始“批邓”，于是一切都要围绕着“批邓”工作，连清查抓捕敌特这样的紧急任务也要等“批邓”大会结束之后，而境外派遣特务的任务在极左的甘向前（这人有甜头就往前冲，不咋地！）副局长眼中居然是“破坏批邓”。在人民的忍耐已经超越了极限，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人民群众借着清明节祭扫烈士墓之机，自发地在各地给刚刚逝世的周总理敬献花圈并以诗歌的形式进行祭奠，一方面表达对总理的哀思，同时表达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不满情绪，公安干警要奉命（依据“四人帮”给出的错误定性）对张贴诗歌标语的群众采取行动，于是有了陆振羽对张贴朗诵诗词的施季虹的密拍和周志明的曝光胶卷事件（他因此立刻被捕入狱）。

    在“批邓”期间，象邓小平一样复出的那些干实事儿的老干部也迅速被贬，例如公安局的老局长马树峰居然被从一个大城市的一把手局长的位置上贬到偏远的自新河农场去当第八副厂长了。而周志明在经历了审讯之后，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并被押解到自新河农场的砖厂服刑，在此期间发生了7.28唐山大地震，他所在的砖厂被波及，他被关押的反省号甚至被震塌，而犯人甚至要炸狱逃跑，幸好被他阻截回去了——所以他随便穿着啥衣服都是警察，于是才叫“便衣警察”。其实小说在写地震这段有个明显的错误，周志明在地震那一夜的入夜前问卞平甲日子，老卞的回答是7月28日，而实际上地震是在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发生的，所以老卞回答的正确的时间应该是7月27日。

    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迅速走向正轨，大量冤假错案被纠正，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恢复工作，于是马树峰在1976年11月回去当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了，而施万云也当了市政法书记，被折腾下去的五处处长纪真（听声音很象技术侦察的简称啊！）也官复原职，其他被打压的段兴玉、严君等人也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四人帮”横行时养成的坏毛病并没有被改掉（例如纪真的文牍作风），而且败坏了的社会风气也没有被纠正。

   文革以后，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建国初30年的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和对阶级敌人与国外反动势力的高度警惕，变成了对政治淡漠、对阶级斗争朦胧和对国外生活的艳羡，于是有了施季虹被间谍冯汉章（原名徐邦呈）成功策反，有了小沙龙舞会，也有了施肖萌的同学那些“非驴非马”的言论。作者在对这个阶段描写时，似乎把改革开放初的几年迅速压缩进了1978年，这其实是最近很多作品中常犯的一个不得不犯的错误。

   总之，《便衣警察》这部小说里面深深地烙上了30年前那个剧变着的时代印记。

     这篇博文最早发在我的新浪博客上，现在搬到科学网博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