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刘晓瑭老师《孤单vs空虚》一文则启示说：“我孤单故我在。”如此看来，思与孤单是我的两种不同的却是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存在状态：我思是我处在无情于物的纯粹理性状态，我孤单是我处在纯粹理性的无情状态。纯粹理性之思系由无情之孤单转化而来，非有无情之孤单则无有纯粹理性之思；无情之孤单系由纯粹理性之思转化而来，非有纯粹理性之思则无有无情之孤单。这意味着：

 

第一，无情的纯粹理性是我在之本然状态，是之谓“本我”。

 

第二，情是本我的失落状态，是之谓“非我”。盖有情则我情系于物，因之随物迁移而受物的支配，是则失其所以为我之本性而成为非我矣。

 

第三，思是本我的存在方式。我思则本我在。盖我思则吾心唯有理性而无有物欲，无欲则无求而无待，无待则我自本自根，独立而不改，此即我之所以为我之本性，赖此本我之心，遂得以神游于尘垢之外，而周行不殆，是之谓“道心”。道心者，本我之性也，所谓纯粹理性是也。与之相对者，是所谓“人心”，此乃非我之性，是我系于物之情也。

 

第四，“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儒家因其心为情所充塞而无以有纯粹理性之思，则未免于随物迁移而受物的支配，故其虽然力黜“人心”以存其“道心”，却终不免乎陷溺于“人心”而不能自拔，是则其徒有存“道心”之名，而实失其本我之性，此其所以为人虚伪而不真也；而“以万物为刍狗”之道家因其“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故能不失其自然（本我）之性，此其所以为人真实而不虚也。然而，儒家固然无纯粹理性之思，而道家虽以其无情而有纯粹理性之思的基础，却因其以返归自然为宗旨，而但求其本我之不失而已，这是以“我孤单”直接等同于“我思”，从而以“我孤单”取代“我思”，足见道家也只是偏执于“我孤单故我在”的本我主义，这与偏执于“我爱故非我（人）在”的儒家人本主义殊途同归，都是放弃纯粹理性之思的非理性主义，此种非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传统，根本有别于偏执于“我思故我在”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第五，偏执于“我思故我在”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也有其缺陷，因为纯粹理性之思是以无情为其必要前提的，若我有情于物而情系于物，则必不能有纯粹理性之思，然而，偏执于“我思故我在”的西方理性主义恰恰是缺乏中国道家“我孤单故我在”的本我主义精神，而当西方哲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时，却又从偏执于“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哲学转到了偏执于中国道家式本我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了——诸如尼采哲学、叔本华哲学之类皆属于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其精神实质和中国道家哲学一样，也是信奉“我孤单故我在”的本我主义。

 

要之，传统的中、西方哲学实有三种传统：因恐惧孤独而信奉“我爱故非我（人）在”的人本主义传统，因崇尚自然而信奉“我孤单故我在”的本我主义传统，因崇尚纯粹理性而信奉“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传统。

 

此三者有无统一之可能？这涉及到理性与情欲、本我（己）与非我（人）的关系，其三者有无统一之可能的问题之实质在于：是否存在无情欲之纯粹理性？抑或是否存在无理性之纯粹情欲？进而言之，是否存在无本我之己的纯粹之人？抑或是否存在无非我之人的纯粹之己？

 

显然，若舍辩证思维而取“非此即彼”之分析思维，理性与情欲的统一、本我（己）与非我(人)的统一是不可思议的，从而势必要把理性与情欲、本我(己)与非我(人)作相互割裂的对立性理解，则上述三种哲学传统的统一也是不可思议的；反之，若取辩证思维，其统一是可以思议的。

 

今反辩证思维的思潮盛行于西方与中国之学术界与思想界，在这种思潮支配下，是无法在理论上达致理性与情欲之统一、本我(己)与非我(人)之统一的，从而在实践上理性与情欲的对抗、本我(己)与非我(人)的对抗也无有化解之可能。

 

由是观之，辩证思维是欲求世界和谐的人们所应取的思维方式，舍此则不可能有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的行为方式，从而也就不可能出现具有现实意义的和谐世界。当然，在理论上，也许辩证思维是应予否定的玄学思维，从而和谐世界的理想也是应予否定的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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