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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体系观察
当今我国统计体系是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简称SNA);之前我国用的是来自苏联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简称MPS)。
从建国初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是MPS的“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反映了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的生产活动成果。
在MPS体系下,我国有关部门编制了三张投入产出表:1974年实物型投入产出表、1981年和1983年全国价值型投入产出表。
1984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机构,组织领导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设计工作。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该方案采纳了SNA的基本核算原则、内容和方法,保留了MPS体系的部分内容,是一个MPS与SNA的混合性体系。
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同年,我国建立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当时,我国仍以MPS的国民收入指标为主,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辅,以补充前者不能反映的非物质服务业生产活动成果。
1987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
1992年,开始编制SNA体系的资金流量表。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分步实施这一体系。
1993年起,取消MPS的核心指标“国民收入”核算,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本融入SNA体系。
1997年统计局出版《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以国民收入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为基础,推算出1952——1984年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根据首次全国第三产业普查资料对1978年至199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整。
1999年,根据联合国1993年推出的SNA新标准,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试行方案)》进行了系统的修订,取消了MPS的核算内容,清理了基本概念,修订了基本框架,调整了有关表式的指标设置,使之建立在1993年SNA的基础上。至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完全融入了SNA体系。
与MPS体系相比,SNA体系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产业”概念的泛化。
在MPS体系中,产业被分解为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
而在SNA体系中,产业被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其中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
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又称“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而其他服务业包括:租赁业、商务服务业、旅游业、科学研究事业、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体育事业、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顾名思义,“产业”指的是生产部门,而“服务”与“生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服务业”中,有一部分与生产相关,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宁和辛格曼称其为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简称PS, 1975年)
李善同、高传胜等利用中国2002年12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第三产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即各行业所提供的总产出当中用于满足一、二、三产业作为中间使用部分所占的比例,结果如下:
表一:服务业各行业的中间使用率
行业 |
中间使用率 |
行业 |
中间使用率 |
保险业 |
111.89 |
娱乐业 |
47.01 |
仓储业 |
98.06 |
餐饮业 |
39.66 |
租赁业 |
96.25 |
专业技术及其他科技服务业 |
36.95 |
管道运输业 |
93.15 |
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
36.27 |
铁路货运业 |
86.63 |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
34.07 |
商务服务业 |
86.44 |
环境资源与公共设施管理业 |
33.17 |
道路运输业 |
82.40 |
房地产业 |
28.23 |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
82.34 |
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业 |
24.21 |
金融业 |
80.96 |
科学研究事业 |
21.69 |
水上运输业 |
76.33 |
旅游业 |
21.22 |
信息传输服务业 |
74.99 |
卫生事业 |
7.88 |
住宿业 |
74.79 |
教育事业 |
7.05 |
水利管理业 |
72.45 |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
5.44 |
铁路旅客运输业 |
70.05 |
体育事业 |
- |
航空旅客运输业 |
65.56 |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
- |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
62.76 |
|
|
邮政业 |
61.35 |
|
|
地质勘查业 |
56.10 |
|
|
航空货运业 |
54.95 |
服务业合计 |
48.87 |
(数据取自《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容、发展水平与内部结构
—基于中国1987--2002年投入产出表的分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调查研究报告第34号(总2880号) 2007年4月16日)
表一的左边部分,中间使用率高于50%,在这个意义上,称其为布朗宁、辛格曼所谓的“生产性服务业”不无道理。
而表一的右边部分,中间使用率低于50%,这些行业的产出大部分不用于其它行业的中间投入。尤其是卫生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体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它们的中间使用率最大的也不足8%。
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体育事业本质上不是为生产服务,而是直接为居民服务。硬将它们归入产业部门,结果导致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其后果就是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2005年,面对社会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非议,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称:“‘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从它产生之日起,教育部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解读‘教育产业化资源化’” 2005-12-23 新华网)殊不知,早在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时,教育就被放到与各产业并列的位置上了。其后事实上的教育产业化不过是既定路线的必然结果,与王旭明所强调的“提法”并无关系。可见“教育产业化”的根源在于“与国际接轨”----追随联合国的SNA体系。非议“教育产业化”的人们其实是在非议联合国的SNA体系!
事实上,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在为教育产业化辩护,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看,他们的论据也不无道理。然而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也视为产业,就着实令人费解了。“公共管理” 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职责, SNA体系是政府引入的,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已经自视为这个行业中的“公司”之一?“社会组织”显然包括共产党,由共产党执政的政府引入的统计体系,将“社会组织”视为行业,它背后的逻辑是:各个政党、协会、学会、联谊会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不同“企业”,它们间的关系与其他行业中各企业间的关系没有质的区别。不知执政党是否认同这一逻辑,但肯定有人会欢迎它。
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行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前副院长刘福垣认为:
“社会保障不是商业保险,不是社会救济,而是一种分配制度,是按需分配的初级形态,必须纳入财政预算。社会保障分配使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归社会占有,从而确保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刘福垣《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保障主义》)
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将社会保障放到“行业”的位置上,其后果是:国民必须用自己可怜的货币收入为自己买“保障”,社会保障的薄弱使以利润为目标的保险公司大发展,而政府则回避了本应承担的主要职责。
至于体育事业,眼下正闹得沸沸扬扬的赌球风波告诉我们,它不过是博彩业的中间投入而已。在百度上搜索“体育彩票 赌”,能得到317,000条信息。这体育彩票可是国家体育总局发行的。可见在现实中体育与博彩业关系之密切。如果视博彩为产业,体育事业倒符合“生产性服务业”的定义。
虽然博彩业未被列入行业统计,但为博彩业正名,使其合法化的舆论一直不绝于耳。2005年在全国集中打击赌博违法犯罪活动时,海南省政协委员柯向渔、张德安、陈嘉新、游长江等4人竟提交了《关于海南适度开放博彩业的建议》。可见博彩业风头之健。
即便能斩断体育事业与博彩业的关系(对此笔者的信心为零),它也就是个靠博取观众欢心挣利润的行业,与娱乐业相似,与毛泽东指望的“增强人民体质”相去甚远。
本来嘛,毛泽东与MPS体系早已走入历史,而今是SNA体系的天下,把任何一个领域视为行业,让一群(竞争性)或几个(寡头垄断)或一个(独家垄断)企业在里边挣钱,这才是当今的主流。由此,我们看到“产业”泛化的背后是资本的逻辑:“任何方向都是机会”--挣钱的机会;任何领域都是战场—搂钱的战场。
只是这一逻辑贯彻得尚不彻底,根据这一逻辑,还应将军事领域产业化,把军队搞成“雇佣军”,谁出钱多就为谁打仗,雇主“看哪个不顺眼就打哪个”。
2005年经济普查发现第三产业的GDP比年度统计结果增加47.7%,导致整个GDP增加16.8%。可见这些不生产任何财富的“经济活动”能让GDP虚胖到什么程度。饶是如此,还有人不甘心,提出应将“自有房屋出租”纳入统计范围(任金娥《浅谈我国统计效能低下的原因及建议》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4)。于是,同一间房子,出售时算一次GDP,以后年年出租,年年再算GDP,这GDP还有清晰的内在逻辑吗?其实,逻辑本无所谓,美国就是这样干的,印度也是这样干的,相比于逻辑,“与国际接轨”显然更重要。
在MPS体系中,观察的中心是实物,MPS体系的投入产出表中先有实物表,后有货币表(价值型表)。一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实物流的基础上,社会之所以需要这些实物流,是因为它们有“价值”。然而,“价值”却是一个难于把握的概念,更不用说度量了。古今中外无数的学者在讨论“价值”,至今莫衷一是。马根瑙(H. Margenau)注意到,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实际行为能够统计地度量,它们揭示了人所做的和所要做的东西,他称其为“事实价值”。
建立“一般均衡论”的瓦尔拉斯(Walras)其实就是试图发现“事实价值”,他首先用“效用”代替价值,作为分析的基础,在效用递减的假设下,建立起了“一般均衡原理”以说明价格的形成。由于价格是可以统计的,可视为社会的“事实价值”。此后经济学家们摆脱了令他们苦恼的“价值”,在价格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理论大厦。甚至“价值”这个词的定义,也转为“价格乘以交易量”----根本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价值”了。
在这个新定义下,货币量就是价值,一切经济行为,归根结底是追求货币的积累。而SNA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SNA体系的核心指标GDP,就是各广义“行业”新增货币量--“增加值”的总和。
主流教科书称:
“MPS主要反映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使用的实物运动;SNA除核算货物和服务的实物流量外,还注重收入支出和金融交易等资金流量和资产负债存量的核算,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再生产中实物运动与价值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的运动过程。”(《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管理百科 HR管理世界)
用普通人的语言说,MPS只关注真实的物流,而SNA更关注与之相伴的货币流。从治国的角度看,对整个社会的粮食、钢铁、机床、计算机等等的生产、消费平衡当然需要心中有数。但从资本家的角度,这些都是手段,赚钱才是目的,当然首先要关注货币流。事实上,现在的货币循环已经远远超越了实物循环,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逻辑与机制。(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
在这样的视角下,观察到的本质上是交易量。制假、贩假、贩毒创造交易量,因此损害健康,又为医疗产业制造了需求,同样创造交易量;污染环境的企业在创造交易量,治理污染同样是商机,也在创造交易量。最彻底的莫过于凯恩斯:政府出钱,请人买工具去挖下一个“大坑”,然后再请人把这个“大坑”填起来。两者都在创造交易量,都能促进GDP的增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良方。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已经与我等百姓朴素的直觉相悖。经济学家们的每一步都是理性的,其证明都显得严格而科学,而综合起来,却成了埃舍尔笔下的怪圈(见图一)。当我等百姓对着怪圈目瞪口呆之时,经济学家愉悦地嘲弄道:这就是真理,真理不需要愚氓的投票表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