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德国读书期间,被同学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那时很多同学都爱玩儿,只有他与傅斯年,像“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认真读书,踏实做学问。他在那段时间留下了64册笔记本:
1 藏文13册 / 2 蒙文6册 / 3 突厥、回鹘文14册 / 4 吐火罗文1册 / 5 西夏文2册 / 6 满文1册 / 7 朝鲜文1册 / 8 中亚、新疆文献2册 / 9 佉卢文2册 / 10 梵文、巴利文、耆那教10册 / 11 摩尼教1册 / 12 俄文、伊朗文1册 / 13 希伯来文1册 / 14 土耳其文1册 / 15 梵文、汉译佛经2册 / 16 《金瓶梅》摘要1册
据俞大维先生说,陈先生学这些文字,兴趣在于“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半影响。”他在欧美留学多年,却没拿半个学位。回清华做导师时,连学士都不是,当然更不是海龟博士了。
【以上材料见刘斌等编《寂寞陈寅恪》,这像是一本东拼西凑的书,因为上面关于石狮子的话,显然是辗转引用而且走了样的——我有它的出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记赵家》里确乎有那么一段回忆德国留学生的话,但不是那么正儿八经,而是有趣得不得了:
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无事干,帮这个离婚,帮那个离婚,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和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呢。朱骝先夫妇已离开德国,以后再巴黎见到的。这些做鼓励人的说法,我一到就有所闻,并且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批评,说陈寅恪和傅斯年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
赵夫人的那本小书实在有趣,我是一口气看完的;现在似乎没有新的版本,所以顺便抄几行下来。不过,以狮子来说陈先生的读书,还是很恰当的。关于读书种子的说法,另一粒种子不是傅斯年——而那句话倒是从傅传出来的。他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与陈先生一样像“龙”的钱锺书,留下的笔记更是惊人地多。钱夫人在《钱锺书手稿集》序中记述:“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r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书向例不外借。”“饱蠹楼书记”第一册写着:“廿五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簒、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杨绛先生反复整理,将笔记分出三类:
第一类是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和拉丁文,178册,34000多页;
第二类是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不相上下;
第三类是“日札”,是读书心得,23册,2000多页,802则。(商务印书馆《钱锺书手稿集》已将这一部分影印,共三卷,题名《容安馆札记》。)
吴宓先生说,:“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人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如今那两辈人都成了我们的前辈的前辈,我们只能从他们的笔记学一点儿笔墨精神。我们不做文史,似乎可以不记那么多的笔记——这借口实在是好:我们追求的是过去没有的东西,而不是沉陷在故纸堆里。于是,旧学问连同旧学人和旧精神,都一并丢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