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60年代，“大跃进”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困难开始显现，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但是，一“左”到底的柯庆施仍坚持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1961年，安徽部分地区农民渴望种上“责任田”，实行责任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向柯庆施汇报，柯的态度暧昧，说这个办法不要推广，可以试验。可当后来上面对包产到户持否定态度时，柯庆施就在会上发言说：现在看，单干不行，这个方向必须批判。

　　陈云1949年后一直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他与柯庆施在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看法上发生了根本分歧。

　　1956年下半年起，陈云主持制定了“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方针，并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儿自留地。而柯庆施却认为这是搞修正主义，反对“私养猪”的方针。

　　1961年初，陈云来到上海，找副市长宋季文汇报上海养猪的情况。宋季文此前对农民养猪问题也下乡搞过调查研究，他十分拥护陈云的主张。宋季文汇报期间，柯庆施也来了。当宋季文汇报到长兴岛有个叫冯二郎的人养了70头猪，赚钱很多，而郊区“大跃进”搞起来的国营养猪场全部亏本了，柯庆施说：“你懂得什么。我就是要公养为主，不能私养为主。”陈云说：“公养猪养的是多，但是养得那么瘦，没肉吃！”“养猪就不能像我这么瘦，要养得像柯庆施那样壮……”宋季文当场为之一惊。

　　陈云由于没有像柯庆施那样，对毛泽东“浪漫”的空想“共产主义”步步紧跟、无条件服从，遭到了毛泽东的怀疑和冷遇。在“文革”期间，陈云被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只保留了一个中央委员的空名头。

（博主思考：人要经历过孤独，这样的人才是好人。真理是孤独的，一个没有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从来没有被社会敌视的人，往往是乡愿。作为一个普通人NOBODY，做个老好人，也没有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大人物SOMEBODY，就很可恶。）

　　1980年11月，陈云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讲：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

　　(涧青摘自陈小津著《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