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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一种曾经长期存在并实际发挥了其历史作用的国家体制都是有其优长的。但是,人类社会和国家体制都是在进化的,只是各个国家在这个总的进化过程中其体制的进化水平是各有差异和不平衡的,并因此而有进步与落后之分。然则,在21世纪,在各种国家体制之间,“举国体制”究竟是比较进步还是比较落后呢?这才是根本问题。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的社会发展情况,已经对“举国体制”做出了客观的历史评价。就中国而言,其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对我国以往的“举国体制”的一种否定,虽然这种否定不是全盘否定,而且事实上至今我国的国家体制仍保留了原有国家体制的许多因素,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我国的国家体制较诸原有国家体制更有许多已经改进或改善了的地方,这种改进和改善是最近30年来中国国家体制进化的突出表现,没有这些方面的进化,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现在这样重大的成就。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国家体制还将继续进化,并且我相信,其进化的总方向绝不会是逐渐回归于原有的“举国体制”,而必然是日益远离原有的“举国体制”。这样来看问题,“举国体制”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就不难做出恰当的判断了。
笔者否定“举国体制”的先进性,这并不意味着是主张应当立即完全、彻底地否弃这种国家体制,而是主张应当与时俱进地把对原有“举国体制”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我以为,这种体制改革绝非可以一蹴而就,而必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对于自觉地参与到这个历史过程中的人们来说,他们应该把它理解为一个渐进的而非突变的过程,并且应该根据这样的理解来看待“举国体制”,即既要看到这种体制的落后性,又要看到在目前情况下这种体制在某些方面仍有其现实性,因为中国社会发展暂时还离不开这些已然落后的体制因素,正如以铁制工具和耕牛来进行的传统耕作方式虽然早已落后,却至今仍有理由并且现实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乡村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举国体制”的落后而冒进地全盘予以否弃,更不能因为“举国体制”的某些因素或方面仍有其现实性,就宣扬甚至夸大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正如不能因为以铁制工具和耕牛来进行的传统耕作方式仍有理由并且现实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许多乡村,就宣扬甚至夸大传统耕作方式的优越性一样。在我看来,历史的车轮都已然进入了21世纪,却还有人把“举国体制”当作一种先进的国家体制来加以宣扬甚至刻意张扬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这是很不合时宜的,而且这种刻意的张扬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否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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