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王永晖（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今天我们很高兴采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杨同海教授，杨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数论专家，他不但在数学上做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他的人生之路非常独特，相信会对大家有所启迪。

 

1.成长与求学

王永晖：杨老师，您好！我们今天参加访谈的成员分属三个年龄层次，我是70年代生人，现在是老师，刘文新在读博士，王赫楠马上要考研，想考数学教育专业。

杨同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中国国家杰出青年基金（B类）获得者）：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对教育也很感兴趣，一方面我是师范出身；另一方面，我的孩子在美国上学，一个上高一，另一个上小学。我比较了国内外的教育后发现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的教育比较死板，美国的教育则比较放羊。

刘文新（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博士生）：国内的考试太多。

杨同海：一切都围绕着考试转，弄得小孩子没有任何的自由。高考更是一锤子买卖，给人精神压力太大。

王永晖：您的考试能力怎样？

杨同海：挺好的，都能及格吧。

王永晖：我看您的简历，当初您上的是一所专科学校，为什么没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呢？抱歉，我的问题有点尖锐。

杨同海：没关系。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77年恢复高考，而且还开始有了数学竞赛。那时我在读高一，就参加了县里的数学竞赛，并且幸运地得到了第一名。到了78年高考时，县里说数学竞赛的前四名可以参加高考。

王永晖：也就是说，您高一时就参加高考了。

杨同海：是的。我的数学成绩比较突出，但其它科目并未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因此，高考的总成绩就拉下来了。当时的人们一般都比较服从安排，再说能从农村出来也很不容易，于是，在接到徽州师专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就去了。

王永晖：您专科毕业时还很小吧？专科毕业后就去教书了吗？

杨同海：是的，我专科毕业时还不到17岁，专科毕业后我在农村教了4年的书。

王永晖：您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浪费时间？

杨同海：嗯，不能说是浪费，我觉得这段时间是我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在我当学生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年龄的同学，有的年龄甚至比我大一倍还多，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也是各色各样的。这使得我能够更加了解社会，看事情比较达观。表现在做学问上，就是尽力而为，做出来感觉是福气，做不出来也不特别固执。

王永晖：我觉得您在做学问上没有什么框框，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的影响？您上学时正好是中国教育传统势力不很强大的时候，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去自由地探索。现在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压着高考、考研，到头来反而不会做学问了。

杨同海：确实如此。冯克勤老师说过，做学问要一边学、一边做，同时也要一边做、一边学。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学完了再做，那时候热情和精力都没有了。我在做博士的时候，不懂高维的theta函数，打算去学。我的导师就说，你先把低维的搞清楚，一边做，一边学，一步步地前进。

刘文新：我觉得杨老师说得很有道理。

杨同海：在做的过程中你发现不懂的东西，再去学会更有动力。

王永晖：您是从安徽师大硕士毕业后去的中国科大吧？您在硕士阶段学的是什么专业？

杨同海：我在安徽师大学的是环论。从安徽师大毕业后，我到中国科大当老师，才开始跟着冯克勤、陆洪文两位老师学习数论。那时，我是又教书又当学生。

王永晖：您到了美国后是在哪所大学？

杨同海：马里兰大学。刚去的时候，我是跟着Washington教授学，他写的《分圆域》一书很有名。我在听Rohrlich教授的课时，解决了他在课堂上提出的一个问题，文章发在Duke杂志上了。

后来，我又去听Kudla教授开的Shimura曲线的课，跟他讨论问题。他有些想法，就开始指点我做，我们每周至少讨论一次。这样和Kudla教授一起做了半年，就做出来了博士论文。

王永晖：这篇文章发在哪里了？

杨同海：一部分发在Crelle杂志上，另一部分发在Compositio杂志上，还有一部分和 Rodriguez Villegas合作，发表在Duke杂志 上。在做博士论文答辩时，励建书教授提了一些建议，根据他的建议和指导，我又做了一篇文章发在Trans. AMS上。

王永晖：您提到的这些教授都是数论方面的名家，您能写出这么多的好文章，是不是跟在美国有许多这方面的专家可以交流、讨论有关呢？

杨同海：是的。和别人交流、讨论，对于做研究有许多帮助，国内这方面的专家较少，讨论就会比较少。

王永晖：后来您和Kudla，Rapoport合作了很多文章吗？你们的合作有没有什么模式或约定？

杨同海：一共合作了两篇文章、一本书。也没有特别的合作模式，实际上是我和Rapoport在帮Kudla做。Kudla有个很大的计划，他的猜想非常精细，每个都需要算清楚。他要是自己算就很费劲，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就会比较快。

王永晖：您当年出国后，有没有像现在的许多留学生一样，想转成金融或计算机之类的专业呢？

杨同海：想是想过，只是比较懒，我想等找不到工作后再说。开始找工作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我面试了几个学校，然后找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刘文新：就是杨振宁教授呆的那个地方吗？

杨同海：是的，当时他在6层，我在4层。

刘文新：您和杨振宁教授说过话吗？

杨同海：我们在电梯里见过一次，以后还聊过一次。石溪分校那个地方环境很好，离海边很近。第二年，我得到了一个由美国数学学会颁发的一年的Centenial Fellowship。这个奖项每年给两至四位数学家，用所给的经费可以到其它地方去学习。

王永晖：现在中国好像还没有类似的奖项和经费。这个经费大概有多少？

杨同海：那个时候是3万8千美元，不是很多。有了这个经费，我就去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王永晖：当时在哈佛大学有哪些数论方向的人呢？

杨同海：哈佛大学的数论很强，有 Mazur，Gross，Taylor，Elkies这些名家，还有很多博士后和访问学者。Ken Ono刚到威斯康星大学，他是代数数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他邀请我申请到威斯康星大学去。Gross教授也支持我去，这样我就到了威斯康星大学。

王永晖：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常说的“人挪活，树挪死”的道理吧，现在很多年轻的数学家也发现了这个道理。

杨同海：是呀，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王永晖：美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吧。在国内，主要靠SCI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级别来找工作、评职称等。在美国找工作或者从副教授升为正教授时，对于文章的数量或级别有没有量化的规定呢？

杨同海：很具体的量化指标倒是没有，但文章是要看的，文章既要有高的质量，又要有一定的数量。

王永晖：其实也要看杂志的牌子，是吧？

杨同海：对，要看杂志的牌子和别人对你的文章的评价。一般系里要找十几个人写评价信，而且不是你自己去找。

王永晖：在美国比较容易找，因为做数论的人多。在国内要想找十几位做数论的人来写评价，确实有些困难，而且这些人也不一定都能看得懂你的文章呀。

杨同海：确实会有困难。但是不一定要把文章看懂，主要是看文章的重要性，影响力，和独创性。

王永晖：最近丘成桐先生在国内有关高等教育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评审体系。现在我们首师大数学院评职称，就是由全体教授来投票评定的。

杨同海：那挺好。由教授们来评定，大体上来说还是很公平的。

王永晖：在美国也是由所有的教授来评定吗？

杨同海：先由委员会来定，再报到系里，由比你高的教授介绍你的工作。这些你都不必操心，只需帮助他们准备你自己的材料。

王永晖：自己不用作报告吗？

杨同海：不用。由比你高的教授准备你的材料和推荐信，加起来有100多页，每个教授一份，需要全票通过才行。然后上报学院和学校批准。

王永晖：那就是说，先由委员会通过，再由全系教授通过，这跟国内的程序正好相反。

杨同海：在进行的过程中，委员会只给出建议，没有具体名额限制，整个过程自己基本上不用参与。

王永晖：到什么时候可以评正教授呢？

杨同海：其实评副教授是最关键的，从副教授到评正教授需要4到6年，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在美国工资和职称有时不成正比，会出现副教授比教授工资高的情况，工资的高低是需要谈判的。

王永晖：那您擅长谈判吗？

杨同海：我不擅长，工资差不多就行了。

王永晖：威斯康星大学在美国大学中的排名怎样？数学的排名又怎样？

杨同海：挺靠前的。数学大概是前十几名左右。要是看研究，我们是很靠前的。要是看大学教育，我们就在中间了，因为我们是公立学校，要招收很多学生。

王永晖：您所在的系里从事数论研究的人还挺多的吧？

杨同海：有4个教授，还有3个博士后。

王永晖：在国外大学的每个数学系里，好像都有几位做数论的人，相比之下，国内做数论的人确实太少了。

杨同海：国内的一些数论分支起步较晚。比如，在70年代末，冯克勤老师等人才开始做代数数论。现代代数数论是5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正赶上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当然，现在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2.基金会

王永晖：我读过一些数学家的传记，里面描写了数学家如何得到社会的关爱和支持，逐步走向成功。但由数学家来设立慈善机构帮助其他人，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杨老师，听说您在家乡安徽宁国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

杨同海：对。我们有两个基金会，一个在美国，叫Hometown Education Foundation，另一个在国内，叫宁国市中美爱心促进会。美国那边的基金会主要由我来操作，国内的则由胡寄宁先生主管。他是我在徽州师专时的同学，做事非常认真。我们的网站是

www.loveedu.org.cn（中国），

www.HometownEducation.org（美国）。

从2004年开始，我每年回家都会去乡下调查，到学生家里看看。他们确实很穷，非常感谢我们的资助。大家可以从我们的网站上看到相关的照片，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王永晖：胡先生在那里算是兼职，是吗？

杨同海：我们都是兼职，没有人挣钱，都是往里贴钱。

王永晖：这在操作过程中如何体现呢？

杨同海：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在网上查到，每个人捐了多少钱，一共用了多少，资助了哪些学生。比如，去年暑假，我带了两万美元回来，加上国内约十万元的捐款，共资助了473名学生。今年我带了两万四千美元回来，加上国内的十几万元捐款，共资助600多名学生。

我们宁国市中美爱心促进会是由宁国市民政局正式批准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账目民政局都会检查，是公开的。至于资助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由学生填表，班主任及另一位老师签字确认，学校申报。我们确认后就进行资助。我们每年分两次进行资助，每学期一半。资助款主要用于资助学生的书本费，如有剩余再发给学生作为生活补贴。

王永晖：那么，资助额度是多少呢？

杨同海：小学生每年200-400元，初中生每年400-600元，高中生每年1000-1200元。并且我们有许多一帮一的，一年的费用分别为400，600和1000元（美国1200元）。

王永晖：按道理来讲，学生的学杂费都应是由国家来承担的呀！近几年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免除学生的学费和学杂费。

杨同海：是呀。学杂费刚免除。我们的资助款主要用于学生的书本费。初中学生每年的书本费不到600元，但是我们给600元，多出的部分帮助他们解决在学校住宿和吃饭的一些费用。农村的孩子读书，基本上离家很远，中午在学校吃午饭，有些还得住校。

王永晖：当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对日本的赔款，日本很多都用在了教育当中，学杂费全免，而且管学生一顿午饭。

杨同海：美国也是这样的。家庭十分困难的，早餐和午餐费就全免；家庭较困难的，早餐和午餐费适当减免；家庭还可以的，早餐和午餐费就交相应的费用。家庭困难与否，要看是否得到了国家的资助。

王永晖：您现在做的事，实际上是在替国家做。

杨同海：我们只是尽力帮助特别需要帮助的贫困学生。贫困学生等不及国家的政策，现在就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助继续读书。

刘文新：宁国是革命老区吗？

杨同海：不是。宁国的生活在安徽来说算是不错的，所以也比较好做事情。在整个资助过程中，实际工作还是很辛苦的。我们促进会的会长是胡寄宁，另外还有一名会计。目前，还有一个朋友在帮忙。他们都很辛苦。

王永晖：要是有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帮忙就会好多了。

杨同海：对，但教课的老师一般都比较忙。胡寄宁在教委工作，他很有爱心，最早我是和他谈起办促进会这个事情的。原来我经常听说，有人因为上不起高中，就去卖血等等，所以我就有了资助学生上高中的最初想法。后来胡寄宁跟我说，其实小学和初中也有很多的问题。我到农村去了解情况时，看到最凄惨的情况之一就是：父母一个懒，一个傻，爷爷奶奶想管孩子上学又无能为力，实在可怜。

王永晖：您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您现在回宁国，是不是人们都认识您？

杨同海：资助都是以促进会的名义进行的，而不是以我个人的名义。

王永晖：您每年资助600多个学生，影响力应该很大呀！

杨同海：中美爱心促进会的影响力在当地是相当大的。

王永晖：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在宁国市做，而不选择在您的村里做呢？

杨同海：在宁国市做能帮助更多的学生，影响力也更大些。帮助生人也很好，两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也牵扯不到谁欠谁的情。办完就完了，不用再想其它的了。

王永晖：前些日子，有些慈善机构要求学生感恩，弄得很不愉快。

杨同海：我也听说过这些事情，觉得实在没必要。钱对于每个人的作用不同，几百块钱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贫困学生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这可以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王永晖：像您这样的心态很好。您要求那些学生写感谢信之类的吗？

杨同海：在一帮一的资助中，是需要写的。这不单是感谢信，更重要的是让资助者及时了解他们所资助的学生的情况。像在美国，有的人资助好几个学生，他并不需要学生感恩，也不在乎学生的成绩怎么样。彼此的通信只是想了解学生的情况，另一方面，还让资助者掌握他的资助款的去向。把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电话、通信地址告诉他，会便于了解情况。

王永晖：捐款的一般都是哪些人呢？

杨同海：为我们捐款的人来自祖国的东西南北，还有很多外国人。其中大部分不是宁国人，很多人和宁国没任何关系，他们甚至不知道宁国市在哪里，但知道哪些贫困学生需要资助，因为我们在网上有介绍。

王永晖：有匿名捐款的吗？

杨同海：有呀。有些人不愿意把名字放上，就匿名捐了。

王永晖：中国人的家乡观念、团体观念都是比较重的。大学里有校友会，就是联络校友给自己的学校做些事情。

杨同海：咱们中国人为亲人和朋友们办事，都是尽心尽力的。对于不认识的人，好像就会有“我为什么要做”这种想法。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想法也都在变。

王永晖：您在美国的基金会是真正的基金会吗？在美国办这种基金会手续复杂吗？

杨同海：是真正的基金会。一开始很简单，申请一个号就行了，正式批准会麻烦一些。

王永晖：您的基金会正式批准了吗？需要律师帮助您吗？

杨同海：2005年正式批准的。不需要律师，自己就可以做。正式批准后，公司来捐款时，就可以免税。有些公司像微软、摩托罗拉等，捐款政策是公司员工捐一块，公司也捐一块，实际上就是两块。

王永晖：您有没有计划把您的基金会做得更大一些呢？

杨同海：过些年再说吧。做这个事情的关键是要有人去操作，我想再以同样的方式做一两个县是没问题的。

王永晖：当时怎么会有想法去做这些事呢？您开始做时已经是副教授了吗？

杨同海：原因我前面已经说了一些。我当时是副教授了，拿到了终身职位。但我早在这之前就有想法了，不过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我2000年回国后，就着手准备这件事，直到2004年才正式开始做。

王永晖：如果按传统的观念，会有人说您是“不务正业”。

杨同海：是这样的。不过实际效果是挺好的，有许多人受益，而我也没耽误自己的学业。

王永晖：在国内的这个为什么叫促进会而不叫基金会呢？

杨同海：在国内做基金会是要有很大规模的。

王永晖：您有没有想法再在大学生这个层面上来做呢？

杨同海：还没有。资助大学生需要很多钱，会大大超出我目前的能力。

王永晖：您的基金会在工作流程上一定很有特色吧！

杨同海：我们在工作流程上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的资助比较持续，将小孩子从小学一直资助到高中毕业。

政府有两个大的工程，一个是“希望工程”，另一个是妇联的“春蕾计划”。“希望工程”的覆盖面很广，平均资助较少；“春蕾计划”相对比较分散，一次性资助。现在有些华侨找侨联办慈善事业，基本上是参照我们的模式，先找些需要资助的孩子，将他们从小管到大。

刘文新：在假期里，您有没有把500多人集中起来搞些什么活动呢？

杨同海：没有。由于面子等原因，有些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受资助。

王永晖：您现在只是资助，有没有设立奖学金之类的项目？

杨同海：没有。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贫困学生得到最基本的教育。

王永晖：杨老师在工作之余从事慈善事业，这在数学家里非常独特，希望这些学生能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材。

 

3.健康

王永晖：令我很感动的是，杨老师这样关怀别人，而他自己的健康情况却非常不好。 我听说您前两年做过一个换肾手术，我们可否谈一谈关于健康的话题，这对于大家也是一个提醒。

杨同海：我们每年都要做体检的，但其中有两年我没去。2004年秋天，我总觉得有些累，想想可能是数学做多了的缘故。在体检验血时发现肾指标不对，就去找专家，专家说我的肾很快就没有用了。

王永晖：您具体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有没有觉得腰疼之类的？

杨同海：就感觉累、困，没有什么其它的不适。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要我排队换肾。当时已经到了第四期后期，第五期就是肾衰竭，说明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王永晖：您在等肾源的过程中，有没有尝试回国用中医来治疗？

杨同海：我咨询过，但是自己不敢尝试，我是严格按照医生制定的方案来做的。

王永晖：那您的肾怎么会出问题呢？

杨同海：当时查不出来，医生认为可能与高血压有关。

王永晖：我听说您家乡宁国的水土不太好。

杨同海：这也许是一个原因。因为水中的金属含量很高，所以许多宁国人被检查出有肾结石。我的肾已经萎缩了，所以有没有结石也不清楚。

我刚知道自己的病情时，我们全家都很紧张，不知该怎么办。大约一个月之后，才慢慢调整过来。刚开始真是痛苦，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而且医生说必须要做透析。

王永晖：您后来做了吗？

杨同海：没有，我的运气比较好，只有当肾完全没用时才做透析。医生说没什么可怕的，但想起来还是挺可怕的，把浑身的血都抽出来，借助外在设备洗干净后再送回去。

刘文新：那要花很多治疗费吧！

杨同海：在美国，我有保险，可以报销。

王永晖：保险是国家的吗？

杨同海：是学校提供的保险。在美国，如果肾病患者没有保险，国家也会给予帮助的。从80年代肾移植技术出现后，美国相关部门就颁布了法律，肾病患者由Medicare这个机构提供帮助。

王永晖：这说明美国这类病人很少吧！

杨同海：不，有很多人。每年约有6万多人等待肾源，而只有1万多人能实施手术，因为没有足够的肾源。

王永晖：可以从中国寻求肾源吗？

杨同海：如果那样的话，就要到中国来做手术。

王永晖：那还挺复杂的。您知道整个手术的大概费用吗？

杨同海：有十几万美金吧。之所以说我很幸运，是因为我只等了半年就找到了匹配的肾源。

刘文新：您那段时间还做数学吗？

杨同海：还是会想想的。

刘文新：一般人到了这个份儿上，恐怕都去看小说了。

杨同海：小说也看，数学也要做，只不过不像以前搞得那么累了。

王永晖：系里知道您的病情后，还给您安排课吗？

杨同海：那个学期还在继续教，接下来的学期我就做手术了，课程方面请一些朋友和同事帮忙，他们都很乐意帮助我。

王永晖：您是换了一个肾，还是两个肾都换啦？

杨同海：实际上不是换肾，只是外加了一个肾进去，新肾代替旧肾的功能。新肾就放在腹部这个位置，因为这样植入比较方便。

王赫楠（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本科生）：那就是说以前的肾还在呀，您要不说我们还真不懂。

王永晖：您是不是因为做数学太累，工作太投入，以至于肾出了问题都没有察觉？

杨同海：那么多数学家都很投入呀！他们也都很好嘛。医学上的事情很难说。

王永晖：我自己做数学没投入到您那种地步，身体稍有不适就歇着了。

杨同海：这样也对，身体太重要了！一旦身体不舒服，就应该马上到医院检查，而且每年都要做体检，疾病要早发现早治疗！我要是早知道病情，也不会到那种地步了。

王永晖：您现在还在继续吃药吗？

杨同海：我一直在吃反排斥的药。

王永晖：我看您现在工作还特别勤奋，在讨论班上和同事们讨论问题很激烈。

杨同海：我现在也比较注意休息了。

王永晖：您除了数学和基金会以外，还有什么其它的爱好吗？

杨同海：喜欢打乒乓球。有时在家里打，有时到当地的俱乐部去打。

王永晖：乒乓球的运动量还是挺大的，我向您推荐打太极拳。

杨同海：我学过太极拳，但没学会。我还喜欢走路。

王永晖：走路也很好。您换完肾后要不要特别注意点什么呢？

杨同海：不用。在美国反倒不像国内那么讲究，能和平常一样过日子就行了。

王永晖：估计您的幸运与您的性格有关。您的性格是不是受家庭的影响？您父母是不是都很开朗？

杨同海：我父母都是农民，他们聪明、开朗、乐于助人，对我的影响很大。

王永晖：您做基金会有没有听取父母的意见？

杨同海：我父亲已经过世了，但我想他一定会支持的。我母亲保持中立，主要是怕我累坏了。

王永晖：今天很高兴和杨老师谈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的古人说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想这句话用在杨老师身上是很贴切的，他的经历对于大家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会很有启迪。在此，我们衷心地祝愿杨老师身体健康，在数学和基金会两方面不断做出新成绩！

杨同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