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也就是7年前，我在乔治梅森大学做博士生。在修完了所有的必修课选修课，并考过了专业考试之后，我花了一年时间，准备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报告其实在春季就写好了，送给我的论文委员会的各位教授审阅，有的教授回复很快，有的教授则拖拖拉拉。最慢的要数当时担任乔治梅森大学负责科研的副教务长Christopher Hill教授，我的proposal在他那里耽搁了3个多月。

我这里不是要埋怨Chris。他的确是行政事务缠身，没有时间好好看我的报告，这可以理解。偏偏他又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在没好好阅读我的报告之前，不肯随便就把我给打发了。就这样，我终于在秋季开学的一天，约到了跟Chris面谈我的报告的时间。Chris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给了我非常好的建议。

我的论文是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技术转移对国际创新能力分布的影响。Chris不仅替我设想了一些新的研究路线，而且推荐了几本关键的文献。可以说，在所有审阅我的开题报告的教授里面，Chris的建议是最具体、最有针对性、最有建设性的。我很高兴，觉得等了几个月也值了。

我很快根据教授们的意见对开题报告作了相应的修改，然后跟委员会的成员敲定开题日期。教授们都很忙，敲定一个大家都有空闲的日子不容易。协调来协调去，最后定在了10月8号上午10点。

为了这个开题报告的答辩，我还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的。尽管是口头答辩，我还是起草了讲话稿。为了能在规定的20分钟时间内讲完所有的要点，我在家里试讲了好几遍，直到确信自己可以把时间分配得很有效率为止。

顺便说一句。为口头presentation起草讲稿，我还是跟我的导师Kash教授学的。他的口才非常好，在我们学院是大家公认的讲课最精彩的教授之一。有的教授学问好，但讲课并不一定精彩。Kash则是学问好，讲课有条理，而且能激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每次上他的课，我都是既期待，又紧张。在给Kash做RA的这些年间，我发现，他出去做演讲（包括到中国的大学演讲），都是把讲稿写好，反复准备的。当然，演讲的时候他是不会看稿子的。

10月8日上午9点半，我就到了学校，到会议室准备要用的投影仪之类的。记得我当时用的还是low tech，没有用PPT，而是用来传统的透明胶片。10点的时候，委员会的教授们陆续进来了，还有一些学生来旁听的，但是，Chris还没到。Kash是委员会的主席，他说我们再等等吧，反正大家今天上午也没什么事儿。

记得好像是等了半个多小时，Chris才进来。一进来就跟大家道歉，然后他解释了自己迟到的原因。其实，这个原因是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他说，今天上午得到消息，我们的同事得到了今年的诺贝尔奖。作为教务长，我花了点时间处理有关事宜，所以才来晚了。这个得奖的人，叫Vernon Smith，是乔治梅森的经济学教授。 他的主要贡献在实验经济学，他建立了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并用于经济分析。

这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特别是对于乔治梅森这样一个不太有名的学校。乔治梅森从此号称自己是弗吉尼亚州唯一的一所拥有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着的高等学府。上一个获奖者，是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的James Buchanan.

也由于大家听了这个好消息，大家都比较愉悦轻松，我的开题答辩也么有遇到什么麻烦就通过了。对我而言，2002年的10月8号，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对于我的开题报告答辩委员会成员Don Kash, Christopher Hill, Roger Stough, 和Laurie Schintler四位教授，我至今深怀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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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以及随后的几天里，在乔治梅森大学，并没有举行任何盛大的庆祝仪式，也没有学生为此自发举办的狂欢节目，只是学校的网站的首页上，报道了Vernon Smith获奖的消息。乔治梅森所在的小镇Fairfax,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或许大多数美国老百姓根本就不关心究竟这个诺贝尔奖给了谁。诺贝尔年年落户美国，对美国人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见怪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