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开幕。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的舞台。英国剑桥大学的霍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纳什以及8位菲尔兹奖（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得主纷纷登台论道。

　　但大师的云集也令东道主多少有些尴尬：中国本土缺少数学大师！

　　在这次数学家大会上，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田刚应邀作1小时大会报告。这是历届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第一次被邀请作1小时大会报告，是一项很高的荣誉。但实际上，田刚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光彩并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数学家。

　　20多年前，徐迟发表了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成为家喻户晓的数学明星。如今，一提起数学问题，公众很容易想到哥德巴赫猜想；一提起数学大师，公众很容易想到陈景润。但是，在陈景润之后，中国似乎再也没有出现做出过重要开创性工作的数学大师。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本土为什么没有第二个陈景润呢？

　　障碍到底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也许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当代中国本土最优秀的数学家不是陈景润，而是华罗庚。陈景润是一位“将才”，而华罗庚是一位“帅才”。华罗庚今年入选了美国科学院第81卷科学家传（每卷收录20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王元院士说：“大概是中国科学落后，从未听说有人入传，华先生入传实属殊荣。”在这个《华罗庚传》中，对华罗庚的评价是“那个时代的领袖数学家之一”，提到陈景润时则说的是“下一代中国最为公众知晓的数学家”。

　　其次，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似乎有急功近利之嫌。目前中国数学界最为关心的，并不是什么时候产生大师，什么时候得菲尔兹奖或沃尔夫奖（沃尔夫奖亦为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限40岁以内，而沃尔夫奖则没有年龄限制），而是如何培育产生大师的土壤，如何推动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

　　那么，中国数学发展的障碍到底在哪里？

　　经济上的困境，曾经被看作一个绊脚石。

　　“中国数学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是研究人员待遇太低。”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在1998年接受《美国数学会通讯》采访时说。

　　的确如此。1998年，在数学院，正研究员的月收入最多为七八百元，即使是院士，月收入也不过一千五六百元，而一位出租车司机每个月可以挣三千元。

　　中科院的一些年轻科学家，曾经有过这样的抱怨：在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欧洲的海森伯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整天沉醉在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如基本粒子的构成中，从而引发了物理学革命，创立了量子力学。而我们呢？每天考虑的是柴米油盐，上下班接送孩子，买便宜一点的菜和衣服……

　　硬环境和软环境

　　如今，随着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启动，数学院研究人员的待遇有了大幅度改善，助理研究员的月收入近3000元，正研究员的收入达到了6000元左右。数学院还获得3000万的投资，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大楼。

　　待遇增加了，大楼盖好了，但还是缺了一些东西。

　　“我的办公条件不知比陈景润强多少倍，”坐在数学院一间宽敞舒适的办公室里，年轻的副院长袁亚湘说，“但现在数学研究的软环境还不如陈景润他们那个时代。”

　　对陈景润的工作环境，公众可能再熟悉不过了：“在一个6平方米小屋中，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耗去几麻袋的草稿纸。”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数学所，有着一个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研究环境。

　　1952年，数学所成立了数论研究组，由华罗庚亲自领导的“哥德巴赫猜想讨论班”，聚集了王元、潘承洞、陈景润等年轻学者。

　　这个数论王国的优秀群体，没有必须发表多少论文的指标，也没有必须拿大奖出大师的压力。他们可以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3＋4”

　　到“2＋3”再到“1＋4”的证明，都出自这个讨论班成员之手。

　　在这样的氛围中，陈景润“十年磨一剑”，最终脱颖而出。

　　体制滋长浮躁之风

　　然而，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浮躁之风在科学界愈演愈烈。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杨乐院士说：“基础研究不能搞短平快，写10篇平庸的论文不如写1篇不错的论文，写10篇不错的论文不如写1篇突出的论文。但一些管理部门做了投入以后，却希望马上看到成果，采取的评价办法又过于简单，仅仅看你发表论文的数量、院士的多少等。这种管理体制，滋长了这股浮躁之风。”

　　在这样的风气下，培养不了优秀人才，产生不了重大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戏称，现在一些单位研究生只要凑够论文发表数量就能毕业，发文凭的态度简直和“凭身份证领取”差不多。菲尔兹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就指出过，北京某著名大学接收的是全国最好的学生，但成果并不理想，这就好比做生意投了1个亿进去，出来的却只有100万。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这所大学数学系最好的学生之一申请到哈佛做研究，结果把丘成桐吓了一跳，因为这位博士的毕业论文水平竟然还不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

　　更有甚者，一些研究单位或研究人员为了应付管理部门的评审，干脆弄虚作假。

　　教育部最近公布了一个高校重点学科名单，其中对一些高校的数学水平也进行了评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数学家说：“这个令人可笑的评审不过依据一些简单的定量指标，例如有多少院士、有多少长江学者等。有的高校为了在评审时多拿分，就去聘请其他单位的院士，实际上这个院士可能也就暑假在那里呆一个月，并没做多少工作。这和弄虚作假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风气，直接导致了一些优秀人才的外流。

　　清华大学数学系萧树铁教授说，清华数学系的学生70％以上都出国了，比物理、化学或生物专业出国的比例都要高。而这些学生出国以后，大多不愿回到国内发展。

　　为什么在国外就不一样

　　如今，几乎每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数学系里都有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教授，像麻省理工学院的田刚、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寿武等人，已经开始在国际数学界产生影响。

　　眼看着田刚他们在国外崭露头角，留在本土的数学家们有些着急了。

　　2000年1月，在与中科院副院长白春礼座谈时，一些年轻的数学家趁机诉起苦衷：他们希望像陈景润一样去研究真正重要的数学问题，但现在的研究环境不鼓励他们这样做，因为那样他们可能几年之内写不出论文，无法向管理部门交差。

　　他们的呼吁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2001年夏天，数学院组建了两个青年科学家团队，聚集了数十位年轻的数学家。数学院为这些数学家提供了特殊政策：不再像以往那样简单地要求他们每年发表多少篇论文，而是考虑在适当的时候邀请国际著名数学家对他们的研究工作进行评估；同时保障较好的研究条件与人员待遇，使他们能够长时间地、专心致志地研究重要的数学问题。

　　谈到这些特殊政策时，数学院副院长袁亚湘说：“我在国外呆过8年，从来没有人要求我每年必须交多少论文。为什么外国人对我就那么放心？因为我的研究工作怎么样，其实同行心里很清楚。在国内，研究人员却不得不忙于应付各种考核。试想，如果陈景润成天要向领导汇报如何证明‘1＋2’，他还能做出成绩来吗？”

　　这两个青年科学家团队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在国外其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国内，这却是大胆推行科研体制改革的中科院在痛定思痛之后，好容易才迈出的一步。

　　三层楼寓言

　　从前有一些领导，到了国外，发现一座美丽的三层楼：下面两层是自由的研究环境，第三层是世界一流的数学研究水平，闪耀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菲尔兹奖或沃尔夫奖的光芒。领导们在赞叹之余，心中暗想：我们也有一些数学家，也有一些钱，何不也造一座美丽的三层楼呢？

　　回国后，领导们把国内所能找到的优秀数学家都召来了，给他们下拨经费，开始修建美丽的三层楼。老百姓得知此事后，为自己家门口将会出现一座美丽的三层楼兴奋不已。一些爱国心切的媒体也跟在后面使劲嚷嚷，我们需要一座美丽的三层楼。

　　没过多久，领导们去建筑工地视察。只见那些数学家，正在不紧不慢地修建下面两层，讨论如何营造一个自由的研究环境。

　　领导们有些不耐烦了，问：“你们怎么还没修好呀？”

　　数学家们回答说：“先修好下面两层，才能修第三层呀。”

　　领导们说：“下面两层有什么用？我们只想看到美丽的第三层楼。”

　　最后，领导们走了一圈，把本已修好的部分也给踩塌了。

　　以上是一则“三层楼寓言”的改编版本。

　　一位数学家恳切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希望这个寓言不适用于中国数学界，不适用于中国科学界，“科学研究不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事情。我们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吸引优秀的人才，营造良好的环境，至于出多少个陈景润，得多少个诺贝尔奖，那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