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先生的本家，Richard Holmes先生，写了一本新书，Age of Wonder，《纽约时报》曾在科学专栏介绍过这本书，用了一个诗意的题目：When Poets Were Scientists and Nature Their Mysterious Muse。那年月，诗人是科学家，大自然是他们神秘的缪斯女神。

 

（http://www.nytimes.com/2009/07/09/books/09maslin.html?_r=1&ref=science ）

 

这位福老师，是英国皇家文学会和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the British Academy）的会员，有名的传记作家。他写的Shelley:The Pursuit (1974), Coleridge: Early Visions (1989), Dr Johnson & Mr Savage (1993), Coleridge: Darker Reflections, (1998)，都获过大奖。这本书刚获得2009年度皇家学会科普图书奖（Royal prize，奖金10 000英镑，见

 

http://www.myheadlines.org/modules.php?op=modload&name=MyHeadlines&file=index5&sid=111&cid=1329593&source=New%20Scientist%20|%20Breaking%20news ），

 

还入选了Samuel Johson奖（英国最著名的非小说类图书奖）。他把科学史落实到具体的事件和人物，把它当传记来写，自然别开生面。

 

本书中文版也在计划中。我没有书，只能看到原书的草稿，先睹了几页，顺便转述几点有趣的东西。（《时报》发表了作者的引言，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http://www.nytimes.com/2009/07/09/books/excerpt-age-of-wonder.html?ref=books ）

 

本书讲述的是科学接力的一段，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几十年。18世纪继承了17世纪留下的遗产，而且发扬光大，是“理性时代”、“启蒙时代”、“批判时代”甚至“哲学世纪”（如A. Wolf《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而本书只讲述所谓的“第二次科学革命”——这是大诗人Coleridge——写过《古舟子咏》，还与Wordsworth合作了《抒情歌谣集》，其序言是一篇“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在1819年的“哲学演讲”中提出的，激发他的是19世纪的天文学发现；第二次革命不同于牛顿、笛卡尔等标志的“第一次科学革命”，就在于它多了想象与激情，多了个人对发现的执着和痴迷。

 

在“经典”的意义上，“第二次科学革命”是库恩在1961年提出的。1971年，Roger Hahn在研究巴黎科学院的一本书里（The anatomy of a scientific institution: the Paris Academy of Sciences, 1666-1803）将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剧增描述为“19世纪初的‘第二次’科学革命”；库恩（Kuhn）在著名的《必要的张力》（1977）里，说“培根式物理的数学化”是“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方面；Ian Hacking推广了库恩的思想，照Cohn的说法，第二次革命还应该包括达尔文的新自然史。达尔文“大量吸收了那些非科学工作者为非科学目的所收集的信息”，创立了一门非牛顿式的科学。更与众不同的是史学家G. Stephen Brush，他认为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500~1800年之间，而第二次革命在1800到1950年之间，我们当然不喜欢这种过于笼统的概括。

 

与这些“传统的”二次革命论比较起来，福老师更强调科学发现的动力，于是发现了发现过程的浪漫。福老师定义的那个“好奇的年代”，以两次环球航行为标志：库克船长1768年开始的环球远航，达尔文1831年开始的猎犬号旅行。在作者看来，探险远航正隐喻了一幅浪漫（主义）科学的图景。（romantic science是从19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一个名词——这个词，“于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喜欢把20世纪的物理学说成“浪漫的科学”，意思和这儿说的差不多——再笨的猫猫也有逮住耗子的时候，这是一个令自己得意的例子。）

 

作者为那个浪漫科学的时代概括了五点特征：

 

第一，孤独的科学“天才”提出炫目的思想，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求知识，“为知识而知识”，不惜任何代价。他们就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甚至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的弗兰根斯坦（Frankenstein）。

 

第二，相信发现的直觉和灵感，也就是阿基米德的Eureka。于是，科学的发现与诗歌的创作灵感是相通的。最有名的传说当然是牛顿的苹果。这个故事是1727年开始流传的，1734年第一次出现在伏尔泰的“英国通信”中，其部分意义在于以知识的上升替代了圣经所说的人的堕落。

 

第三，无限而神秘的自然等着人们去发现它的秘密。科学仪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仅扩大了视野，而且更加主动地干预自然。

 

第四，摒弃了纯机械的宇宙，以流动性的力和能量的软“动力学”取代了牛顿的硬邦邦的力与物质的世界。化学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科学（而天文学是更早的启蒙时代的科学）。

 

第五，相信纯粹的独立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有利于全人类的”科学。

 

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开始普及，成为大众的科学，而不是精英的科学；出现了大量普及演讲，实验演示，还有入门的教科书（很多还是妇女写的）。孩子们开始学科学，“实验方法”成为新的世俗生活哲学的基础，人们越来越看重对创造本身的好奇。在那个时代，人们开始长久地为科学问题而争论；在那个时代，越来越多的科学机构成长起来，如1799年的Albemarle街的皇家研究所，1807年的皇家地质学会，1820年的皇家天文学会，1831年的英国科学促进会……

 

借狄更斯的话说，“那是美好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月，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