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的思考
 

杨玉良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并留校工作。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现职。
 
●不要过分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许多院系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学科的划分除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外，同时还有很多判断标准。
 
●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派生新学科是大学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的“软学科”均诞生于“硬学科”，因此，大学必须加强和重视基础学科（硬学科）的持久建设。基础学科不强，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他新学科。
 
●在考虑大学院系的组织结构的过程中，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组织结构往往分歧不大，但在考虑到不同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时，特别是在考虑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后，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就会有很大的争议。
 
在高等学校的发展中，学科建设是非常重要的，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首先，在高校发展中，几乎都提出将学科建设为作为学校发展的主线。高校对学科的认识和对学科建设内涵正逐步深入。但就学科建设这个主题，仍还存有很大的争论。有人批评学校只重视重点学科，对一般的学科关注不够，甚至把学科建设简单地看成重点学科的申报或者博士点硕士点的申报，学科建设就是围绕着冲击或者保住各级重点学科做文章；也有人认为学校只重视“平台”和“基地”建设，对一般的基础学科重视不够；也有不少的院校不断地提出建设一些新的平台和院系。这种冲动在高校表现得比较强烈。其次，当前国家要求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批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显然，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建设一流大学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在这两项认识的基础上，什么是学科，如何进行学科建设，以及在学科建设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认真思考。
 
学科发展要遵循其自然规律
 
学科首先是一种范式，主要为方便教学而不得已为之。事实上，人们对“学科”已有许多研究。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学科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出于教学上的考虑。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了便于教学，人们不得不将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进行分类，由此就产生了学科的概念。“学科”的主要含义是指“按教学和训练所定义的知识的分类”，即把知识条理化。从教学的角度看，学生学习某门学科知识，就是在所谓的“学科”框架里来学习其“范式”。学科的划分具有共同的基础知识和工作范式，同时又常常带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时代特征和社会因素。
 
因此，不要过分固定地看待一个学科，不要以为存在一个院系就一定代表了一个学科。一个学科的内涵可以分属于不同的院系，许多院系的存在往往是历史原因所致。学科的划分除按照教学规律的要求外，同时还有很多判断标准。尽管世界上存在着多个体系来讨论怎么划分学科，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学科是具有层次结构的。在这个层次结构里，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有着本质的差别，基础学科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学科间的关系通常有学科间（Inter-disciplinary）、交叉学科（Multi-disciplinary）和多学科（Cross-disciplinary）。
 
同时，学科有其诞生和发展的规律。学科是一种范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范式是会改变的。社会的重大需求致使知识被不断重新条理化，一些新的学科产生了，而一些学科则走向消亡。原有的学科范式和架构不适应新的形势，就要发生嬗变。除一些类似数学、物理等硬科学外，学科都会经历一个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用“消亡”而不用“死亡”，是因为“消亡”的学科将以另一种形式得以重生、嬗变（trans—mutation），或者原属于不同学科的知识的组合形成新的学科。因此，一所大学的某个重点优势学科从种种迹象看已经接近消亡，如果还不思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尽管在短期内这个学科通过进一步投入仍可能显示出优势地位，但从长远看反而会阻碍学校学术的发展。
 
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断拓展，催生了新兴学科的诞生。某些“软学科”因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例子不胜枚举。科学研究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适应社会需要；一种是为了保持原有学科的完整性。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需求往往孕育着新学科的诞生。大学和研究如果仅仅是以保住原有学科为目的，或者因为个别学者为了保持自己的“学术领地”欲望而形成“学科”，那么我们对知识进行合理分类和学术研究的目的就被异化了。芝加哥大学前校长金伯顿曾说过：“任何形式的学术结构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我校的梦想与期望。”一所学校的学科要随时代的发展及时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一方面是整个学术前沿的拓宽，另一方面是适应社会的重大需求。对此，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新学科诞生是学者们对自然、社会和科学规律的新的探索和认识的结晶，一个新学科形成的标志在于围绕核心问题形成的基本范式。一流的学科往往就是围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成果，开创的新的学科领域。
 
除此之外，学科划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科的划分除具有学理上的合理性规范外，还具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恰如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俞吾金教授所指出的，在很多情况下，“学科的概念是一种人为嵌入的结构”。因此，学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
 
学科的划分对教学技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对教育而言也存在负面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学科的划分让更多的人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学习专门的思维范式，从而获得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能力。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知识在大学被院系、学科分割后，使一个个本来相互连通性很好的模块被打破，使原本完整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被割裂，现在我们提倡通识教育的内涵，就是为了降低这种负面效应。
 
国外曾经有人提出两条教育诫律：第一，不要设置过多的学科，尤其是不能盲目地设立过多的学科“空壳”。在我国高校也存在这样问题，一些学校的学科是空壳子，里面实质性内容并不多，为了增加教学工作量，有的教师就组合了许多荒唐的课程。第二，凡是所教授的东西，一定要教得透彻，使得这些概念变成学生自己的概念，且学生懂得如何运用这些概念，使他能够理解生活中的事件，作出判断，从中体验到发现的愉快。我们尤其要认识到，如果把研究领域圈得越来越窄，把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这种学科“分家”、单科独进的局面，对一所研究型大学、一所旨在培养领袖人才的大学来说，都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培养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教育的全部目的。
 
我们所遭遇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需要解决的各类问题基本上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而学科的划分对学术研究的负面作用容易导致领地观念，不利于不同学科的人员联合起来针对一些多学科问题进行研究。学科的划分使其中人员的学术态度和思维方式形成定式，即所谓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古代的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战争，不同学科间的争执也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情况难免存在，因为彼此的术语系统（学科文化的要素之一）还没有贯通。这是每一位从事跨学科研究者都会碰到的麻烦，而这显然对学术的发展是不利的。马克思早就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学科分类方案都带有一定的荒谬成分。
 
上世纪50年代末，英国分子物理学家C.P.斯诺在剑桥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革命》的著名演讲，引起强烈的反响。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知识所代表的人文文化；另一种是科学家所代表的科学文化。两者之间有着很深的鸿沟，很难沟通。这种分裂和对立，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他呼吁让两种文化沟通，但是这很难。我认为，不要过分看重学科划分的结果。学科的划分似乎充其量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目录性的作用，规定了教学和研究探索的范围和领域；二是规范性的作用，指导着人们认识和学术研究、教学和管理实践。
 
学科建设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
 
社会在进步，大学在发展，学科结构会不断地调整。这也是大学对于新学科的设立一直具有较强的“冲动”动因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来发展新学科。新学科会不断产生，也总有学科在消亡。通常，在一所研究型大学里，学科建设要认真谋划，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学校的原有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是否符合科学前沿的发展态势？是否满足社会的现实或潜在的需求？是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匹配、相适应？拟建的新学科的起点是否高？是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流的水平？这些问题都要得到重视。
 
首先，在学科建设中要重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重点和难点在“有所不为”。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扩展。我们要保证一批优势学科能首先达到“世界一流”，就要防止资源的过度“稀释”，就要突出重点和特色，就必须有所舍弃。这就是“有所不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州立大学由于投入的增加而迅速崛起，高等教育竞争激烈。芝加哥大学在考虑如何保持一流大学地位的问题上，当时的校长金伯顿特别强调：“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芝加哥大学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小型机构。我们不会仅仅因为当地的需要，就增添一个工学院；也不会因为临近圣劳伦斯航道，就开设港口管理学课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目前所做的事情进行长远考虑，以确定是否值得去做这些事，以及我们做得是不是够好。我们绝对无法容忍平庸，如果我们还想作为一个一流大学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就必须拒绝它。一旦发现平庸，就必须及时清理。”当时，芝加哥大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这些诱惑。一流大学对社会的服务不应该是提供“社会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这样简单的服务站式的服务，而是基于扎实的学术研究而提供的服务。原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应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也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个学校不可能在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道理很简单。大学发展要聚焦到某些学科上，让它尽快变成世界一流。
 
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60年代就承受住了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耶鲁大学认为，人类知识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变化如此之丰富，即使一所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期望覆盖值得学习的每一个学科……与其广泛覆盖所有学科，可能更明智的是建立少数几个出众的教师组，使它们能够在专门领域争取科研经费和研究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基于这样的认识，时至今日，耶鲁仍没有工学院。耶鲁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它始终如一地反对盲目的平庸化，并坚持把学校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要坚决关掉。再比如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物理、化学很强，它们设立学科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你要办新的院系吗？可以，你能不能达到跟数理化一样的水平？如果能你就办”。所以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保持了很小的规模，但是基本上每一个学科都在第一方阵里面。中国研究型大学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大学到底是要大还是要强？或者又大又强，或者小而强，或者是大而弱？迫于资源的有限性，大学的选择往往是痛苦的，但大学必须选择。
 
“有所为”重要的是解决如何“为”。如果“为”得不好，则肯定会导致平庸。复旦大学老校长杨福家曾谈到，如果不是追求卓越，就会产生平庸。大学在考虑自己的学科布局时，不应该追求齐全，追求热门，而应该追求特色、优势和高起点。热点很多，看热点就想追，就想做，学校难免会逐步走向平庸。复旦需要新设一个学科，我们就必须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们是否有充分理由做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条件来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在可见的未来办到一流？要设置的学科和我们自身基础的关联度如何？和我们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是否一致？大学和学者在策划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方向时，要有科学的预见性。对一流大学来说，办一批三流的院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前途的。
 
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评价方法
 
由于学科文化和学科范式的差异，不同的学科应具有不同的评价体系。C. 吉尔兹曾经生动地指出：“历史学家会称赞一部作品‘出神入化’，并对指出其‘高超技巧’（这里指在其他学科里很少看到的特性）津津乐道。这说明他们特别注重技巧、注重在塑造作品的过程中使人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意旨明确，浑然天成；而在数学和物理领域里，常对‘简明’、‘经济’、‘多产’、‘有效’的作品给予高度的赞赏，这表明结构简化、阐释简化是这些领域的特点，在这些领域内，各种现象紧密交织，某些学科发现的内部蕴涵着许多引发其他科学发现的特质。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有说服力’、‘发人深省’、‘刺激’这些形容词似乎比其他学科更常用。与分析的主要内容相比，这些词暗示了该学科尤为关心分析本身的质量，以及对公众产生的影响。同样，在物理学家中，‘精确’、‘严谨’是他们的双重特征，因为没有哪个名副其实的物理学研究会缺少其中一项特点。而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里，使用‘有偏见’这个词就泄露了一个人的幼稚。”因此，一个统一的标准对不同学科评价是不合适的。因为要求简明严谨，在自然科学论文中多写1000字很难，然而对于人文社科规定达到三四万字又很容易。因为两者的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对教授最科学的评价是本系本专业那些有非常高的学养和道德素养的同行们给予的评价。总之，学科间的文化差别会带来对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差别，一定要针对学科的特点来改革和制订评估和评价机制，包括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考核考评指标。
 
对此，我们首先要建立具有多学科特征的“独立研究机构”，以保持各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正如前面所说，学科划分将知识隔成了条线，而研究的问题又必定是多学科的，学科划分的科学就会形成学科独特的文化，学科之间有合作，但通常是形成壁垒。正因为如此，在许多一流大学中都建立了一些独立研究机构，这些独立研究机构由学校直接管理，对学校直接负责，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相关学科之间的连通性，要使学科划分做到“分类”不“分割”，有利于加强多学科的合作，以应对所面对的日益复杂综合问题的需要。一是在不同的学科之间架一些立交桥，在不同的学科交汇的枢纽地带建立一些交叉学科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独立研究机构，设法保持各学科内容之间的连通性。二是在教学领域开设一些“inter-disciplinary”课程来弥补学科之间的缝隙，三是在学校的组织中在纵向划分了许多学科的情况下，设立一些横向“枢纽”性质的“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心”，使其保证相关学科间的连通性。
 
为了避免（或弥补）原有学科划分的各种缺点，保持各学科的连通性，大学通常就一些系科共同关注的问题建立一些跨学科的博士培养项目，来探索一些处于学科之间模糊地带的前沿领域。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大多通过建设一些共同课程或相对松散的组织，来激发学科之间的共鸣。近30年来，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十多个不同形式的“独立科研机构”，这些机构不以学科为标准来规划研究而是面向问题，面向课题，以项目为导向组织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学生和学者共同进行。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首任校长哈珀就强调说，“思想的统一是一所大学繁荣的必要条件”。在这样的传统支撑下，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以“独立研究机构”的形式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各自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等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最终对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回到复旦大学的实际情况，前些年，通过“985工程”等的建设，复旦也新建了不少平台和基地，使学校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增量和交叉研究的平台，其中有些研究机构已经非常符合“独立研究机构”的定义。
 
第一，这些平台基地（尤其是理科、医科）是面对涉及多学科知识的课题或项目的，通过承接和解决单一学科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家重大需求或重大项目，来增强学校的综合研究能力。如果研究平台内没有涉及多学科知识的项目和问题，或者仍然以学院为主各干各的，那么研究平台存在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了。
 
第二，这些平台基地能够根据任务的变化来动态地构建课题组。这些机构中人员的流动是非常频繁的，如果内部固化，就表明没有真正的多学科共同研究问题的项目。
 
第三，这些的平台基地里所有的人员与原来的院系联系都非常紧密，其中真正固定的人员是行政管理人员、仪器技术人员等。当前高校面临的问题是 “能聚”不容易，“能散”更不容易。通过建立平台基地，就可以形成一种能够围绕国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和重大问题能聚能散的科学研究体制和机制。
 
第四，这些平台基地对其负责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领导的是来自其他学科的人，他要对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有相当程度地了解和理解，能对不同学科文化的融合起到推动作用。可以说他决定了平台的成功与否。否则，要么是一个全才的“大家”，要么就变成独裁统治者。考虑到这一点，国外一般不赋予这样机构的负责人过大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跨这么多的学科领域，通常都由几个委员会来制约负责人的决策权力。
 
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派生新学科是大学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近代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表明，几乎所有的“软学科”均诞生于“硬学科”，因此，大学必须加强和重视基础学科（硬学科）的持久建设。基础学科不强，就没有能力去组建其他新学科。复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力学、管理科学等都是由学校原有的优势基础学科派生出来的。发挥大学学科综合的整体优势和弘扬特色，对复旦来说，首先就是要发挥文理基础学科的优势。文理基础学科是新学科生长的源泉。如果不把这些基础学科做强，学校发展就会面临后劲不足的局面。近几年，我们对基础学科的发展重视不够，面临队伍结构老化、年轻学科带头人缺乏、基础学科发展基础不扎实、特色发展不明显等问题，长此下去，就可能出现优势丧失的局面。基础学科要寻找共同的学术语言，形成学术的共同体，这是复旦大学发展的内核，也是大学人才培养的最为本质的部分。
 
学科布局与人才建设
 
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学科结构十分复杂。新学科不断诞生，大学就必然不断面临学科分类的问题。学科布局就是如何认识学科分类的问题。确实，国务院学位办有学科分类目录，大学学科发展有延续性，学科分类好像不成问题。在考虑大学院系的组织结构的过程中，当我们看到学科相对独立性的一面时，组织结构往往分歧不大，但在考虑到不同学科内容相互连通的一面时，特别是在考虑到人才培养的整体性后，对于组织结构的设置就会有很大的争议。在这中间，我想主要谈谈学科和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问题。
 
大学的各学科间的物理空间布局十分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问题。现在大学中“一楼多系、一系多楼”的现象很严重，甚至于存在“一系多校区”的情况。我认为，对此必须高度重视。当年加州大学为了适应物理、化学的发展，造了相互连通的两栋楼。量子化学是物理和化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新学科。当时正好是量子化学快速发展的时期，为了适应新学科发展的需要，它们才构建了这样一个物理空间的布局和结构，并为量子化学（结构化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的观点是，学科的布局于院系的物理空间布局必须与学科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规律相适应。
 
学科形态的改变会对学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大学在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应潮流，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科的前沿形态来决定学科的人才规划。这里我只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中的一个侧面的问题。哈佛大学历史系是哈佛人文帝国的重要部分，始终自认为是哈佛大学中品质最高的系科，一直担心聘用新成员“可能冲淡他们引以为傲的学术质量”，因此只聘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的骄傲想法却导致了他们不断的失败。在20世纪70年代初，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就超过了哈佛，同期，哈佛历史系助理教授数量也急剧减少，导致开课量的减少和对新的学术地带的忽视，对学科研究中出现的新潮流，没有足够的反应能力。青年教师和学生纷纷转向其他学校。到1995年，对历史系的一次评估表明哈佛已经落后于普林斯顿、耶鲁、伯克利、斯坦福、芝加哥和密歇根大学。哈佛历史系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历史学科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金字塔形变为平顶结构。金字塔结构意味着一小部分杰出的学者和系所占据着最高点，并得到普遍认可；平顶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学派，每一个都作为一个分支领域，有着各自的顶峰。哈佛历史系的一些老教授在金字塔结构中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但他们很难适应新的学科形态。
 
总而言之，大学要深入理解国际上学科调整方向、深刻把握当前形势下和竞争格局下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分析影响大学院系整体发展的因素，以及制约学科发展的瓶颈与弊端，并制定出院系学科发展的战略重点。无论从科研还是人才培养的角度，大学要不断思考学科发展的规律，清楚自身存在的优势和不足，审视学科发展目标，作好学科发展规划。
 
《科学时报》 (2009-9-8 B4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