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时跟父母在农村流亡，没有正常的书刊，偶尔听听广播，或看到残缺的报纸，舆论把美帝国主义描述为张牙舞爪的豺狼。当然，这不足以蒙蔽充满求知欲的儿童和少年。

文革结束后非常幸运，高考恢复，从而成为77级的一名大学生。记得开始上大学，学校里充斥的舆论仍然是美帝国主义无恶不作。感谢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推动国家逐步的开放，2年级开始道听途说有人申请到美国留学的故事。81年后半年考硕士生，就有多所大学代招出国生。也许当时填表若挑了一个钩就到美国了。82年初到天津上研究生以后，同学中开始有人准备考托福和GRE，并热衷于到美国留学。硕士毕业后就有大量同学或受国家资助，或拿对方奖学金去了美国。由于当时认为国家很穷，不愿再接受过多恩惠，去考外语也不值得花时间，加上和导师赵九生先生等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博士毕业未动心去美国。85年初正式注册成为张鎏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在研究生时期，张建候、张鎏、张远谋、余国琮等老一辈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们正是教学的主力。几年中跟他们学到了基础的化学工程科学和科学家对科学精神的追求。

应该是83年，受教育部资助，张鎏先生作为团长带领一个来自中国多个大学的教授访问团考察德国的高等教育，回来后与学生座谈，感慨当时德国接待的教授多是5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张先生他们是4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但到80年代，50年代留学的德国教授的学术成就远远大于40年代留学的中国教授。先生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后来世行资助学术交流，先生就致力于邀请欧美教授来讲学。记得第一个来讲学的是加州伯克利分校的Peterson教授。该教授授课逻辑清晰、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着实倾倒多数同学。课上课下的交流，对美国大学的完善，培养人才的高质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紧接着来自美国的英语教师更是帮助普及了美国文化。虽然很多年一直没有到美国看看，但对美国的向往和对美国大学教育质量的认同，是根深蒂固，先入为主了。

辗转到了2000年前后，某位被树立为学界典范的前辈留美科学家在大跃进时期助纣为虐，论证亩产万斤的历史事实渐渐清晰。然而，官法如炉，处于压力下的人性扭曲是可以受到同情的。天大老一辈留学美国的先辈们在文革等运动中铮铮铁骨的故事，已深入内心。

也是偶然，在这一段时间在欧洲看到一个网站叫新语丝，汇集的言论用辞激烈，当时国外偏激的网站多了，也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对该网站的浏览时断时续，也许是有时该网站被屏蔽。偶尔看到对国内学术界个人的攻击，仍然善良的以为这不过是偏激的作者对个别人不满的发泄而已。到了2004年左右，发现该网站揭示出的一些已经不是小偷小摸，俨然有窃国之象了。才认真解读和研究这一现象。居然发现方世民本人和相当一部分被揭出的大小盗贼是在美国的先进大学受的教育。对这一发现吃惊非小，进一步的追寻产生了另一个疑问，曾经培养出堪为楷模的先师们的美国大学何以也产出一些人格不完善的学者，甚至一些根本不入流的？难道是因为美国未经历文艺复兴？

今年2月25日终于成行，到密西根大学访问研究。半年的访问、追寻、思考，仍然未能完全解读美国的教育，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说清晰，然而有了个粗略的轮廓。

在美国的实验室坐下来，发现这里的工作方式和大约20年前的欧洲实验室大不相同。对成功的追求在这里是主旋律。相当一部分教授没有欧洲那时教授的雍容和平和，除了规律的和学生见面讨论、授课之外，大部分时间不在学校，据说是在为项目奔走或在某个幽静的地方写项目申请书。经常坐在学校随时和学生交流的教授常被谈论为老矣或没本事。年轻的教授因为尚没有终身位置，多数不仅自己是工作狂，也给学生很大压力。这里没有欧洲限制工作时间的概念，经常在深夜看到做实验的学生和在工作的助理教授。在小组的会议和与美国教授的讨论中，偶尔听到对超时工作的学生和同事们的赞赏。教授的工资据说只发9个月，学生学费和奖学金也要由教授筹划。因此教授的部分时间用于搞钱不仅是正常的，更常受到推崇。这里有一点和国内一样，一个项目的科研经费可以是天文数字，不象20年前的欧洲，一个项目的经费往往只是一两个博士生的生活费和日常实验花费。这足以产生很大诱惑。

然而，美国的研究资助机构的体制已充分完善，只有符合科学精神的项目才能受到资助。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创新和求异，因此充满狂想的申请书常常被投出。把关的是同行的严格评审。偶尔有不可行的申请书被批准，但比例很小，拿到这种项目资助的教授会浪费几年生命，而基金会则损失很小。私立基金会和政府资助机构的程序是公开的，受到充分的监督，官员绝对不会腐败，除非想自尽。他们甚至严谨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到受支持的实验室巡视，吃饭喝咖啡都要自己付账。

近年来自中国的学生，中学时没有受到过写调研报告的训练，中小学的作文课主要是写抒情散文。来美国以后，他们比当地学生更充满幻想，因此常常受到教授的赏识。不同于上世纪40年代，相当多的实验室近20年来中国学生已成主流，他们自成体系、艰苦奋斗、超时工作、一些人甚至不开车、不出国参加学术活动，和知识界上层的交流反而十分有限。美国社会强调个人奋斗，对秩序强调不够。对十分需要秩序的场合，常常雇用大量警察，比如交通。在美国开车随时随地可能吃罚单，警察无处不在，然而违规也无处不在。一次在进亚特兰大高速路的近出口处，看到一幕有趣的场面，四辆警车同时抓住四部超速的汽车。深夜在自家小区的小路上，遇到Stop sign不停车，也会吃罚单。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少量妄想狂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突破学术界的评审，获得公共资源，而后又被同行揭露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造假狂人和近年贝尔实验室的高产作家。但总体来说，美国学术界相当宽容，极力推崇思想火花。就在昨天（27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化学工程大会上，听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精彩报告，报告者俨然有明皇武则天的风范，指点间让那么多的体系遵从她指出的简洁优美的规律。然而听着入迷，思维受到启迪，似乎没有人想到把报告的数据记录下来去验证。即使想到，也困难。组织者明文规定不准录音和录像。

这样看来，极小部分留学美国的学生甚至优秀科学家回到祖国后会沦为窃贼或奴隶，似乎不奇怪。不同于受尊敬的先师们，这些人回国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寻求跨越式发展，有多年积压的过多的成功欲。有些没有受到秩序和科学精神的足够训练，不择手段的处事是符合逻辑的。祖国学术界长期处于人治的状态，规则尚没有建立完善，学术评审形同演戏，若和庄家联手则很容易钻空子。腐败尚存，大跃进时期则官法如炉，什麽压力都可能存在。近年一些官员急于建立标志性政绩，给研究者很大压力，更有些不入流学者和贪官勾结可以走捷径拿到大笔经费，汉芯民工、基因皇后等故事不是仅仅有盗贼就能够演绎的。

同样，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一部分留学生，会对秩序的缺失十分反感，正如美国公路上的大量违规与罚单，一大部分是开车人举报的。方世民他们参照美国的交通警察，及美国国民对公立管理机构官员的要求，回到祖国充当学术警，也是可以理解的。本人则是支持的，这是不得已要付的代价。

 

2009年8月28日于从蒙特利尔至北京的旅途中，多伦多机场和AC031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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