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乃基

承上文手工业——走出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二）。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发生各自产品之间的交换。由于历史和资源禀赋等原因，各个庄园所擅长的手工业不尽相同，有的长于纺织，有的精于打铁，有的面包做得好，如此等等，于是这样的交换一般就发生在庄园和庄园之间。在两个或数个庄园之间慢慢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集市，餐饮、旅店等服务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进而开设了银行。伴随着发展的还有交通和日常生活设施。就这样，城市渐次兴起。由此可见，城市化主要意味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仅是道路、楼房等物质设施。

12～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在同时，西欧的城市数量却增加了10倍，各个城市的人口平均也增长了2～3倍。这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对新的经济机构进行调节，城市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相对独立，实行自治，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上一年零一天，他们的自由就得到保证。正如当时一句俗语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即是这些城市的代表。

城市之外的情况也有特点。“西欧的封臣制只是当时社会内部的支离破碎的政治结构。”[1]在此意义上，面对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社会，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这一点当然存在争议，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大相径庭则是不争的事实。此处的关键之点是，正是支离破碎，从而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在封建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封建社会的薄弱之处，在其缝隙中成长起来。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萌芽始终长不大。在一统天下的社会结构中，萌芽无机可乘。有趣的是，上世纪2、30年代的，正是在各个省之间的“边区”，根据地蓬勃兴起。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各级封地之间不是垂直的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而是契约关系。与罗马法一脉相承的契约关系限定了权力的边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容忍城市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契约关系和博主另文将要涉及的中世纪后期兴起的骑士间的约定，都关系到荣誉[2]。荣誉，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从奥林匹克运动流传下来的一以贯之的游戏精神的遗产：对游戏规则的尊重。由此培育起对于社会运行极其重要的信用观念，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尤为迫切。

一般而论，城市化造就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中国的农村或西欧的庄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血缘和乡亲们的议论甚至目光，对于制约个人的言行具有极大杀伤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即奠基于此：空间的狭小和时间的延续（参见中国特色的冷漠：冷漠是走向陌生人社会的必然吗？）。在城市中，空间可以变得无限广阔，而时间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没有人议论和背后指点，因而，契约、法治，对于限定人的“底线”至关重要（参见人之初……——人生感悟之一）。

陌生人之间不只是契约关系。正是这些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形成了自立、自主和强大的具有谈判能力的市民阶层，构成了对日后形形色色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市民社会，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

如果说雅典成为“希腊精神的发源地”，那么这些城市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温床。“城市乃文明之舟”[3]，正是在这样的城市中，形成了新的知识阶层，孕育新的思想。那些只管土地耕种的贵族甚至被城里人讥讽为“可尊敬的但却是乡下的贵族”。在意大利，上层有教养的阶级——新兴的工商业者们则在城里交换思想和知识，而思想和知识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酵与更新，最终导致文艺复兴运动。

这就是发生在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化。其核心，是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是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不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或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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