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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郑和坐在他的“宝船”上率领“特混舰队”巡弋于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印度洋、红海中时,无论是明成祖朱棣还是朝中支持或反对“下西洋”的大臣们,恐怕谁的脑子里都没有闪现过“海权”的影子,因为盘桓在他们心中的是“天下”。
《大明混一图》展示了我们先辈视野中的“天下”。这幅长
值得注意的是,全图没有明显的疆域界限,仅以地名条块的不同颜色,来表现“化内”、“化外”之别。作为当时最强势文明的中心,“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明·敖英:《东谷赘言》卷上)。大明王朝以其“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吸引着周边地区。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权是个空疏的话题,岂止海权,连海防也无意义,虽然东南沿海有过长达两个世纪的“倭患”,但那主要是禁海的政府与出海贸易的百姓之争。虽然郑和指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首夺取南洋,华夏危矣。”然而人们终难想象这样的图景:一个跨海而来的强势文明,横扫我海疆,入长江直抵南京,陷中华于百年苦难、屈辱之中。
三个世纪后,这一天来了。
果然,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入、直至抗日战争,外寇接踵从海上登陆,海防荡然无存。国土沦为外人的租界乃至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英国军舰仍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向我开炮。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从海上入侵,我们还没有资格考虑海权(sea power)问题。
一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筚路蓝缕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海防,我们的内河上终于没有了外国军舰,我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向那些“总是欺负学生”的洋老师学习“海权论”了。
说到“海权论”,就不能不提到与严复同一时代的马汉。当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美国人的眼里,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并列为“影响世界历史的著作”。
细读马汉的著作,发觉美国人推崇马汉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应该认真对待马汉,因为马汉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因而无需披上后来才编织的“政治正确性”外衣。阅读马汉,能帮我们理解美丽的外交、学术辞令后面冷酷的现实。
作为海军军官,马汉远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分析,而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分析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国家生存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
马汉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在马汉心里,商业性航运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命脉,而海权则服务于商业性航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作为战略家,马汉否定了单纯军事观点:“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便会枯萎。”
由此,我们或许能理解,郑和的“特混舰队”为何消失的无影无踪;在我们这个以历史档案翔实著称的国度中,何以郑和舰队的资料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那里涉及到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那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是所谓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加上禁而不止的走私贸易,明末出现了大规模的白银流入。然而,我们这个立足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没能接受郑和的忠告,也没有诞生自己的马汉。政府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态度,始终徘徊在“禁”“弛”之间,更谈不以国家海军保护之。
今天,海外贸易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我国经济的命脉。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