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的历程中，科学可谓其中的“基频”（浙大何亚平语）。因而，把握了基频，那么整个知识之树也就清晰起来。希望各位按“知识之树”的视角来理解此文，并以科学发展的三部曲来丰富知识之树。

科学发展的三部曲，指由远古至古希腊，由古希腊至20世纪中叶，以及由20世纪中叶至今。

一、源于混沌

通常的科学史都从希腊说起。把视野向两端扩展，一端由古希腊回溯到远古时期，另一端由20世纪初延伸至今。回溯即由欧几里德几何回到古埃及尼罗河畔的丈量土地，由阿基米德力学回到3千年前的杠杆取水，由托勒密天文学回到游牧民族仰观天象，一句话，回到最细微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之中。原始科学具有n种形态。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宗教，它们在原始时期并无区别，在主观上，都体现了“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这“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i]。这种冲动出于不同目的，由不同途径投射到同一领域，也就是人类的各种活动及由此得到的各种成果。科学表明智慧，技术显示能力，文学艺术蕴涵情感，宗教折射恐惧和祈望，让恐惧释怀，祈望得以实现。这些方面的综合，大致就构成了真善美，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原始时期人类活动的所有动机都集中到生存，没有分化。有多少种人类的活动，可以说就有多少种科学；在同样的意义上，也就有多少种艺术，多少种…。这是原始科学n种形态的含义之一。

居住于不同自然环境，从事不同活动，具有不同生存方式，必然形成为部落所特有的隐性知识。在特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图腾，其本意即“他的亲属”，自然各不相同，鄂伦春人的巫术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人的巫术相去甚远。在某种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尼安德特人并不猎杀所有动物，只是特定地猎杀熊和鹿。在古代艺术中，希腊人作品上的线条多为线段，中国人的作品上则喜用曲线。即使乘法表和历法，各地仍有自己的烙印。印度人发明了0，几何学诞生于古埃及人丈量土地的基础之上。如此等等。可以说，在远古时期，有n个部落就有n种科学形态。这些知识嵌入于特定的部落，嵌入于特定部落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之中。原始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合一，而是特定的人与特定的自然界合一。这是原始科学n种形态的含义之二。

n种科学形态的以上两种含义，前者在于主体向外界的种种投射，它们本是相通的，随人类活动的不断分化而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以至发生科学与文化的对峙；后者在于不同的客观条件，本来“不可通约”，随着部落、民族之间的不断交往，随着嵌入于部落中的隐性知识和编码知识不断抽象、提炼为非嵌入编码知识而成为人类认识和实践的共同基础，以及随着对不同客观条件的不断超越而日益趋同，走向今日如福山所言“意识形态终结”。

总之，科学萌芽于人类早期，萌芽于混沌之中。原始科学具有n种形态，它们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影响，在尔后的发展中各自演变而又相互关联。

在认识论，两个列维，列维－布留尔和列维-斯特劳斯，他们各自的巨著《原始思维》和《野性的思维》，阐述了人类的祖先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方式，如集体表象、互渗，或者说是未驯化状态的思维。“野性的思维是整合的”，不仅是客体，而且主客体不分。人类凭籍想象、直觉、灵感和顿悟之类认识自然界，他们的知识往往用比喻、格言、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咒语、灵符、偈语、禅机等等。实际上直至古典时期，古人不仅通过哲学和科学来认识世界,“而且以诗的、艺术的形式去领悟世界”[ii]，以全身心感悟世界。

历史观视角主要考察科学活动的规范，以及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远古时期，既然没有独立的科学，也就无所谓为科学所独有的规范，或者说科学的规范与其他社会活动的规范混为一体。一切都是神圣、充满特殊的价值，以及具有魅力。

二、有序阶段

从古希腊一直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第二阶段。虽然在这一阶段中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三个环节（参阅论自然科学与自然史的关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秩序和规律。早在第一个环节，古希腊人就为整个第二阶段确立了目标和规范，“从经验客体的现象上去寻找背后的本体，从而达到认识自然界本质规律性的目标。这正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之作为古希腊本体论最高成就的最重要之点所在”[iii]。现代科学革命以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科学家进一步把规律由宏观低速扩展到微观高速和天体领域，由无机物和有机物延伸到生命。有序王国攻城略地所向无敌。科学家的职责就在于由纷繁、偶然的现象揭示普遍和不变的规律，科学的成果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非嵌入编码知识。

在世界各民族中古希腊人的思维率先经历了“驯化”，其标志就是理性，而理性的核心是分析、主客体分离和逻辑思维。希腊人认定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大多数民族仍停留于主客体不分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保留了原始或野性思维。参阅空洞自足，没完没了——列维－布留尔述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近代科学兴起，摒弃动辄作全面概括构造体系的方法，走上了分析之路，并由此获得巨大成功。在近代科学革命中，伽利略区分第一性和第二性，色香味等完全是主观的产物，与客体截然无关，“仅仅有感觉的肉体中；因此，如果把动物拿走，一切这样的质也就消除了或消灭了”。因而物体不再用它那富于诗意的感性光辉向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马克思）。Body退场，剩下的唯有理性。经由理性，去除特定对象和语境，去除主体，由此即得到非嵌入编码知识。不仅研究对象，而且研究方法本身也有规可循，可以应用于各种情况，以及为不同的个人使用。

随着科学渐次从原始的混沌中分化出来并走向独立，也就逐步形成了科学自身的价值和规范。自古希腊起，欧里庇得斯在表达他对自然哲学家的羡慕之情时已经隐约提出了自然哲学家——当时的科学家的独立及其行为规范:“他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科学知识。他既不为寻找公民权而烦恼,也不闯入不公正的事业,只是沉思默想自然的永恒秩序,默想自然是怎样形成的,在什么时候,又为什么…”[iv]。科学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活动从一般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是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到19世纪，科学家也成为独立的社会角色。默顿对在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规范作了总结，提出了科学活动的规范。虽然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在总体上符合近现代科学活动的状况。这一时期的科学被称为“小科学”，默顿规范，实际上也就是小科学的规范。

三、趋于混沌

19世纪末，庞加勒发现了一些难以驯服的现象，他将之归于非线性。这一极其重要的发现在当时淹没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光环之中，庞加勒本人也感到太离奇而束手无策，之后科学家们又发展出种种线性近似作为保护带来解决非线性问题。随着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和分形理论等的向世,人们逐步发现,始于彭加勒在非线性旗帜下开展的各项研究对整个科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

这一方向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的地位。几百年来,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外部的扰动,应该避免或忽略不计,至多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而新的观念则认为,蝴蝶扇起的气体会在几千公里外引起风暴,正是这种随机涨落创造了世界。分形理论的创始者芒德勃罗断言,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呆滞”的，不规则性却是活跃的, 不是噪声,而是自然界创造力的标志。还有如混沌、随机涨落、突变和协同，等等，所有这些正在汇成所谓“后现代科学”。

后现代科学正在动摇科学的本体论地基。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就为这一本体论地基垒起第一块基石。自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秩序或规律.在变化后面有不变的存在物，在现象后面有本质。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的成果坚定了这一信念。然而后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自然界充满着混沌、紊乱、涨落和不确定因素。所有存在物都在彼此关系中创生、消亡。

问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科学本来应该告诉我们具有普遍性的知识，然而后现代科学认为，每个对象，它所处的环境或包括的主客体关系在内的“关系”，以及它的由来和“记忆”都不相同，不具有明确的边界或时段，对它们的研究会有各自的环境和游戏规则。于是科学的普遍性受到了挑战。其二，科学本来应该告诉我们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由此我们方得以“把握”、“控制”事物，这就是科学的预见功能。然而蝴蝶效应会引起风暴,初始测量所不可避免的误差和计算中舍去的尾数将在迭代中放大，还有各种扰动、涨落,这一切使未来是如此不确定而不可预言。于是科学失去了普遍性后又失去了预言功能。两千年前，苏格拉底睿智地说：“我知道我不知道”。后现代科学是否也会说：“我预言我不能预言？”近现代以贡献非嵌入编码知识为己任的科学家发现，他们只能揭示嵌入的编码知识。

会聚这些思考就引向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什么是“规律”？自古希腊至今的理解是它们意味着客观、普遍、永恒。新的挑战认为,在古希腊所形成的关于不变的存在这样一种先验的本体论所赋予“真”的这样一些属性，只是一种不真实的简单抽象。在后现代科学看来，“真”是混沌、模糊、分岔、突变、非线性、对称性破缺、不可逆…，是不确定、变化、关系和个性，是主客体交融。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个体，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环境（语境）之中的个体。后现代科学正在否定自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朝着更遥远过去的混沌作辨证的复归。由于这种复归是建立于有序和规律的基础之上，拥有共同的平台，因而在个性之间不是远古时期的不可通约，而是彼此交流和兼容。实际上，交流和兼容正是后现代个性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三论、新三论和复杂性科学，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在更高的层次上接近于原始思维。相对论和测不准原理表明，观察和测量结果与主体相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如科学共同体、科研始于问题、观察负有理论，一直到现在的“实验室研究”、知识建构论、知识社会学等都是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强调主体和环境的作用。因而，科学只能提供嵌入编码知识或者说“地方性知识”。

至于“方法论”，现代科学哲学的各流派已经把康德关于科学“何以能够”认识自然这一问题消解为“是否可能”。“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和“怎么都行”的呼声不绝于耳。对于复杂多变的对象，对于与环境和认识主体不可分割的“对象”，传统的认识方法已不再适用。那么，我们究竟还能不能认识世界，认识自然？或者反过来说，世界究竟可知还是不可知？

问题不在于得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在于问题本身：究竟什么叫做“认识”或“理解”？何种途径才算认识,具备什么样的知识方可谓“理解”？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科学,所谓认识和理解就是揭示实体,把握规律，是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界中找出简单、必然、确定的部分,用一种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范式赋予自然界以结构，然后将自然界与之相等同起来。现在既然这一本体论地基已经动摇,那么对“认识”或“理解”也应该有新的认识和理解。的确,面对隐秩序，面对人体和意识,而对不确定性关系和分岔、突变,不可能进行原来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解,不可能遵循严密的方法论体系，必须赋予认识和理解以及方法以新的含义，从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种机械的非此即彼的怪圈中跳出来。

如果“知”有了新的含义，那么知的方式和途径也应有新的内容。现在尚不清楚这种新的方式和途径的细节（或许就根本没有细节），但已可以看出两个特点：定性和直觉。科学家发现，对复杂系统进行量化是不可能的。对一个实际问题研究得越细，其解法就越模糊，所以要发展定性的方法。处理非线性问题需要直觉和悟性，而图像将挖掘出关于复杂性变化的不曾预期到的直觉[v]。这一点似乎与科学网上关于图象与学科之软硬的讨论有关。奈斯比特认为，数字的统治时间已经太久，直觉判断力应重新得到重视。直觉不仅有认识意义，而且有实践意义，学习处理复杂性就是学习更加直觉地生活。直觉是在复杂系统中作出重大变化,使系统进化，并且与之一道进化的关键。正如英国著名诗人济慈在19世纪写道，在怀疑和不确定中生活的能力，是创造力的基础。要学会在数字化社会中的非数字化生存。如果说，非嵌入编码知识主要靠理性，那么，嵌入编码知识的获得、理解和交流主要靠领悟、实践和交流。

既然知识嵌入，那么，在构建“地方性知识”之时，在学派、共同体和特定的实验室里，具有共同兴趣和爱好以及应用同种话语系统者将更受到欢迎。竞争性规范将有所弱化。既然各有各的目标、领地和方法，公有性规范受到挑战。同时，也无所谓争鸣和优先。此外，在生命科学中，以及在知识经济时代，公有性规范还受到不同意义上的挑战。诚实性规范的情况亦然。这一规范建立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以及可按严格程序验证或重复的基础上。普遍性下降,严格的程序也无法运作，于是诚实性规范的律令或约束力变得淡化。最后，合理的怀疑性本身受到怀疑。问题在于，凭什么怀疑和由什么途径去怀疑。前者是因为每个学派、每个实验室，甚至每个个人的研究对象、初始条件、主体情况、语境等都不一样；后者是由于不存在一致和严格的研究途径。默顿规范似乎风光不再，后现代科学似乎正在走向相对主义。

科学规范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科学的对象回归个体、具体、复杂性、语境，回归主客体相互作用，以及“反对方法”和崇尚直觉等一系列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转向在历史观领域的表现。回归个体、具体、复杂性和语境并不违背共性，主客体分离和方法论体系是认识过程上的必由之路，这也是默顿规范与后现代科学规范之间的关系，后者建立于前者的基础之上。建立于默顿规范基础上的后现代科学规范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首先，宽容、理解与协作。科学渡过了内部高度一致乃至铁板一块的阶段，在一体化的同时进入了相对宽松,同时也更为活跃的时代。“后现代世界对于科学的描述势必要比如现代对科学的描述限制少得多”[vi]，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软”得多。后现代科学与其所研究的对象一样,也是由众多要素组成的网络，每个部分既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又以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正是这些不同意见构成必要的张力,推动后现代科学前进。因而宽容与理解并不单纯是道义上的要求，一方面具有本体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是认识和实践，因而也就是后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与宽容和理解相关的还有各学科间、科学家之间的协作和依赖。宽容、理解和协作是前述本体论领域的交流、兼容与混沌，方法论领域现代的综合在历史观领域的表现，是对默顿规范中普遍性规范和竞争性规范的扬弃。

其次是创新，创新是对默顿规范合理的怀疑性的拓展，主要是创造直觉的能力和选择的能力。

最后是自律和他律。自律不仅指科学的社会影响增大，因而科学家在科研中要考虑到自身的社会责任，而且指在科学内部。由于诚实性规范的律令或约束力变得淡化，在外部的束缚变得宽松之时，就要求科学家每一个个体更多地以自律规范自身。再者，由于公有性规范也受到挑战，这同样要求自律。然而这种自律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个研究领域自身发展的需要。这正是基于后现代科学中的每一个局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局部和要素方有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和意义。于是，自律必然与他律结合在一起。

宽容、理解与协作.创造以及自律与他律,前者涉及学科间和人际关系,创造是对每一个个人的要求，自律与他律则将前二者结合起来。这三个方面难道只是后现代科学的规范吗？我们正在企业界看到双赢与联盟，在虚拟企业中看到信任与合作，在知识经济中看到创新和隐性知识的重要性。选择已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后现代社会对个人的束缚变得宽松，主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然而主体越独立，越不受制于人，对环境的影响越大，也就必然更深入地参与到系统中去，这就意味着主体更依赖于系统，依赖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参阅世界1的量子阶梯和世界2的需求层次－知识论之四。同时，在“后”市场经济中,人不再是一个经济人，伦理道德正介于其中。如果说这些是后现代科学规范的渗透，那么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说是社会其他领域的规范向后现代科学的渗透。“科学星云”在松弛在膨胀，人类的其他活动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星云”也在松弛、在膨胀，彼此间的界限正在消融。虽然每个细节、每个局部仍会有自己的规范（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已经很难说什么是科学的规范、经济的规范，或政治的规范。它们已经彼此相通,成为后现代人类的共同规范。这正是知识之树彼此遮掩、重叠和渗透的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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