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散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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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飞先生的《季羡林先生是个庸人》一文，谈了他对“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一点与众不同的看法。对鸿飞的看法，有不同意见，也有持相同看法者。我也发表了对鸿飞此文的初步看法：
真没有想到王兄会写这样的文章，实在难得！我也隐隐有些感觉，但不敢说，因为对他的学问不了解。网上说他精通或懂德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以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应该主要是一个语言大师和翻译家，他的特长在于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懂，也许只有他能把这些文字的有关典籍翻译成中文，别人一般也无法给予评价。从网上罗列出来的他的成果来看，除了散文以外，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现代佛学大系》、《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 、《敦煌学大辞典》、《大唐西域记校注》、《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 、《大国方略：著名学者访谈录》 、《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化研究》、《禅与东方文化》、《东西文化议论集》、《世界文化史知识》，看来起在学术上是个驳杂的文化学者。一个语言大师、翻译家和驳杂的文化学者，的确难以配得上“学术大师”的称号。但中国人好把有些“肚里有货”能知道许许多多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的人称为“学术大师”，这里的“学术”概念与学术界通行的学术概念应该是有差别，前者是指博学或博识，后者是指知识创新。我自己使用“学术大师”这个词，常常把它作为对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尊称，并不含多少实在的意义。
我这段评论的主要意思是说，称某人为“学术大师”可以有不同含义，具体到季老先生，人们称他为“学术大师”，也许主要是在“博学或博识”意义上来说的吧，也可能兼有“德高望重的学者”之义。至于在“知识创新”意义上是否可以称他为“学术大师”，这就难有客观标准了，所以也难免因人而异，智仁各见。就他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有关典籍的研究与翻译方面至今国人中无人能及而言，称他为这个领域的“学术大师”，或许是无可非议的。但称之为“国学大师”就可能引起非议了，因为“国学”是有特定内涵的，它与“学术”、“学问”都不是同一概念，并不是只要能被称作“学术大师”的，就可以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在我心目中能称之为“国学大师”的，不过如胡适（1891-1962）、章太炎（1869--1936）、梁漱溟（1893-1988）、钱穆（1895—1990）等等少数几位在中国古典经、史、子、集等方面或其中某些方面有精深学术造诣的学者，其他从事相关知识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必要参考他们的专门论著。在这个特定的学术领域，季老先生能否与他们相提并论，这是颇可怀疑的。不过，我很赞同鸿飞先生在对我上述评论的回复中所说的一句话：“我关心具体的知识和思想，并不关心谁是大师，谁不是。”
说到“学术大师”、“国学大师”，我首先赞同鸿飞在上述回复中引用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话，这既表达了他也表达了我对所谓“大师”之“师”的基本看法和基本的治学态度，对于别人的为人与学问，无论他是谁，无论他什么地位、什么身份，一概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至于“大师”之“大”，我则认为应该从上述“师”所包含的“择其善者而从之”的意义上去理解，把这个“大”理解为“善”。孔子所谓“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的“大”，是指作为善的来源的“天”而言，是对至善“天道”的赞美之辞。“唯天为大”即“天道至善”之意。“唯尧则之”是“唯尧法天而行”之义。
老子所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大”，则是指超乎善恶的“道”而言，是对“玄德”的赞美之辞。［按：“玄”指“道”。“玄德”即“道德”。］在老子看来，“道”具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这是“道”之所以为“大”之故，也是“圣人”之所以“尊道贵德”而“从事于道”之理。
总之，无论在儒家孔子或道家老子看来，凡被称为“大”者，皆应为人所效法——“天大”则“法天而行”，“道大”则“法道而行”。人类中之“大”者，则是善于“法天”或“法道”者，故理当为他人所效法。据此而论，“大师”的儒学含义应是指某人有“法天而行”的品德而值得他人效法，其道学含义应是指某人有“法道而行”的品德而值得他人效法。在这两种意义上，除了“圣人”以外，无人堪称“大师”。这里“大师”与“圣人”实乃异名同谓。
至于古代俗语中的“大师”，自然不是对具有“圣人”品德的人的称号，它只是对具有“贤人”品德的人的称号，或者说它与“贤人”称号具有同等的意义，均是指德才兼备之人。中国古代，只有被公认为是德才兼备者，才可以被冠以“大师”称号。只是德才兼备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在中国古代，其标准通常是由统治者掌握的，或者通常也只有统治者才有权确定德才兼备的标准，所以“大师”的称号也往往是由帝王赐予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大师”的称号才逐渐也成为民间的用语了，于是也日甚一日的被滥用了。
观今之“大师”称号被滥用的情况，可谓颇具有当今中国时代特色。当今中国，虽然在官方还常常要提到用人的原则应该是德才兼备，尽管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更多的是重才轻德或德才俱轻，而民间却一般不再讲什么德才兼备了，所以“大师”也通常不再是对德才兼备之人的称号了。
那么，当今中国，什么样的人易于被人们称为“大师”呢？
就学术界而言，易于被人们称为“大师”的人，首先是他的学术成果即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要“大”——这个“大”不是“质善”之意，而是“量大”之义，即其论著数量越多，其人越易于被众人“看大”。
但是，一个人的论著数量再多，也得有人知道，才会被“看大”；只有众所周知，才会被众所“看大”。所以，易于被人们称为“大师”的人，通常是被媒体经常宣传或炒作的人，其宣传或炒作得越厉害，其人的知名度愈高，就越是容易被称为“大师”。如果被媒体整天介对受众进行“狂轰烂炸”的宣传或炒作，以至于其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就更有可能被称为“大师”了，如果他的论著数量恰好又是“特大”，那末，其“大师”称号便势在必得，非他莫属了。
然则，哪些人易于被媒体宣传或炒作呢？从目前的国情来看，被媒体宣传者通常是出于政治需要，被媒体炒作则通常是出于商业需要。故易于被媒体宣传或炒作者，就是较有政治价值和商业价值的人。其政治价值或商业价值愈高，就愈是容易被媒体宣传或炒作。另一方面，媒体的宣传或炒作又对被宣传者的政治价值和商业价值产生反作用：越是被媒体宣传或炒作，其政治价值或商业价值就可能越高。故易于被媒体宣传或炒作的人，必是其言行投合媒体政治需要和商业需要，善于为媒体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服务的人。
总起来说，易于被称为“学术大师”或“国学大师”的人，通常具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他们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数量非常多；二是他们的言论行为非常投合媒体的政治需要和商业需要。
据此来看，当今中国学者中被称为“学术大师”或“国学大师”的人，其“大师”的“学术含量”或“国学含量”通常是一个数量概念而非质量概念，由于质量的提高常会影响到数量的提高，故其“学术质量”或“国学质量”多半较低，然其“政治价值量”或“商业价值量”通常非常之高。
所以，如果排除特殊情况，则当今中国学者中被称为“学术大师”或“国学大师”的人，其确切的名称应该是“政治大师”或“商业大师”。这些人原本其实更胜任于做杰出的政治家或实业家，只是不知怎么搞的，阴差阳错地落到了学术圈，如此一不小心就做起了“学术大师”或“国学大师”了——毕竟，只要是块金子，不论它在落在什么地方，最终都是要发光的。何况，有本领的人岂能“吊死在一棵上”？！既然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师”或“商业大师”当不成，那就勉强做个名不符实的“学术大师”或“国学大师”吧。这也挺好，管它什么“大师”呢，只要有“大师”之名，大名大利自然来归。这人活世上，不就是图个名和利嘛！
说到底，当今中国的“大师崇拜”，其实是“权力崇拜”和“金钱崇拜”的表现。在这样的年代，不管什么“大师”，有这称号的人，都是有某种高超本领能获得常人所得到不的“权力”或“金钱”的人。一般人不要不服“大师”，如果内心真的不服，那就自己也争取去当个让别人甚至连别的“大师”都服气的“大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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