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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绿色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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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绿色荒漠”
蒋高明
好心办坏事
过去几十年来，国家在与自然灾害斗争、提高粮食产量、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口号或启动了大量的工程，如向沙漠进军、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围海(湖、草、沼泽)造田、风沙盐碱地改造、引进外来种、绿色长城工程、流域治理等。虽然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有很多项目，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浪费了大量的金钱，造成了“生态灾难”，是“好心做了坏事”。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绿色荒漠”问题，即大量营造人工纯林，造成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功能减弱, 就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好心办坏事”。
实际上，“绿色荒漠”问题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有50年代的“大炼钢铁运动”：将亚热带与温带地区的森林付之一炬，换回来一堆堆废铁；60年代，因国家需要工业橡胶，科学家们硬是将橡胶的分布区域由南纬20度扩大到北纬20度，但这个成功的背后，是使海南岛与西双版纳大量热带雨林被毁灭；70年代备战备荒，辽阔的三江平原、新疆绿洲、内蒙古草原被开垦，虽然今天有些变成了“米粮仓”和“棉花垛”，可是土地退化和沙尘暴却困扰了30年后的中国首都和华北地区：原来是上辈的人动用了我们这一辈的资源(水、土地、生物)，这笔帐再让下一代偿还？
上述人工荒漠的形成是破坏了原本绿色的植被，变成了生产力比较低的草地或灌丛，或者单一的林子。进入80年代，人造”绿色荒漠”就变本加厉了，当时有人要在大西北“反弹琵琶”：在山上缠“带子”(造林)、戴“帽子”（种草），建设西北的大江南，于是全国各地的树种草种甚至海南岛的种子拼命往西北运，大量的种子连以及携带的病原体迫使在甘肃被焚毁，交通邮电部门的运输资金连同青年的热情一起被烧毁了。从70年代开始，祖国启动了美丽的“绿色长城”工程，到了90年中进入第三期，目前正在进行第四期，花了几百亿，造就了数百名县委书记和劳动模范，可今天的沙尘暴越刮越多。如果说80年代以前是由于人们的无知而留下了“绿色荒漠”，那么今天的“绿色荒漠”则在很大程度是“明知故犯”了：将好端端的本地植物消灭而营造外来物种的桉树纯林；在草原上营造人工“绿色长城”；在城市的郊区营造“杨家将”(杨树)，等等。
“绿色荒漠”害处多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经济快速增长是建立在牺牲环境的沉重代价之上的，试看我国的十大生态系统哪一个逃脱了退化的厄运？东南半壁江山遭受环境污染的严重制约，大西北面临的是水土流失和沙尘暴威胁，连昔日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也有人来挖矿淘金；即使是在强调草原保护的今天，那些落后地区的旗县的“一把手”不依然是将从内地引来一个严重污染的企业而沾沾自喜么？从生态学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绿色荒漠”问题，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绿色荒漠”造成群落结构的单一化，生态功能难以实现。云南等地多属喀斯特山地, 生态系统脆弱, 靠多年艰难的自然恢复,一些荒山上长出了灌木、乔木和杂草, 已实际形成生态价值较高的天然杂木林, 而并非通常意义的荒山。种植以造纸原料为主的桉树, 将面临新的石漠化威胁, 是一种生态倒退。单一树种占据本地生态系统(如北方大量种植的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和南方大量种植的澳大利亚桉树), 将对生物多样性构成难以想像的严峻挑战。在种植桉树的海南岛, 当地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桉树林令“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在北京，我们调查发现种植了10多年的火炬树已经对当地农田、果园、山地森林、公路设施造成危害。另外，大面积连片种植单一树种, 很容易导致土地贫瘠, 森林质量严重下降, 原生物种衰减、等生态危机。在陕西长青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由于营造纯的日本落叶松，林下土壤变酸，林下箭竹因不适应变化的环境而大量死亡，国宝大熊猫因吃不上竹子而面临挨饿的困境。
第二，活了人工林，死了天然林。西北的干草原、荒漠草原和荒漠区占总面积的90%以上，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地区适于旱生草、灌生长，乔木只能生长在高海拔、低蒸发量的局部山地(一般为阴坡或沟谷地)，没有人工补水的地方造林成功的可能几乎是没有的。另外，为了保证人工林的存活，大量开采地下水。例如，甘肃民勤因造林和灌溉农田开采，造成地下水位由50年代的3米左右下降到30米，其结果是那些生存了几百万年的梭梭、沙拐枣等大量死亡，真是“活了人工林，死了天然林”。在生态学规律上，民勤地区的降水量只有115毫米，除了那些依靠灌溉的绿洲外，大面积的天然植被自古以来就是以荒漠灌木和半灌木以及耐旱的草本植物为主的。
第三，“绿色荒漠”易遭受病虫害袭击。虽然人类花费大量的金钱在各类环境下，营造了不少人工纯林，但是离开了人类的呵护，它们在病虫害面前就不堪一击了。例如，三北防护林和90年代营造的476万公顷防风固沙林和37万公顷农田防护林，都是以乔木为主的，工程造价高、成活率低、维护更新困难。宁夏自治区近百万亩人工杨树纯林2000年发生虫灾，人们不得不忍痛烧掉杨树林，防止虫害的蔓延；甘肃民勤县人工造林8.7万公顷，目前只剩下2万多公顷。在内地，经常看到油松、落叶松的纯林遭松毛虫危害后枯黄或落叶，其残状恰如被大火烧过一样。
第四，“绿色荒漠”并不是荒漠绿洲。目前，我国最大的“绿色荒漠”问题不在南方的湿润地区，而在西北的干旱与半干旱区。现在的做法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用了后代宝贵的水资源与土地资源，试图在草原甚至荒漠上营造人工纯林。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绿色荒漠”并不是荒漠绿洲，前者是人造的、单一的、费钱的，而后者是自然的、多样的、保护就能存在，不需要花大量的金钱。在那些人和牲口罕至的地方，仍然能够见到覆盖度达50%以上的草灌植被，对于这些植被，我们应加强保护，绝对不能因营造人工林而遭破坏。
人们为什么热衷营造“绿色荒漠”
首先是认识上的“误区”。我国十分重视造林，“绿化祖国”在许多场合下是等同于“树化祖国”的。实际上，中国的版图大部分是被草原覆盖的，草原覆盖率占41%，森林只有14%。我国这一生态背景决定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的，在降水量不足300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她，只好付出惨重的代价。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建国55年来的森林覆盖率不足1%，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沙地榆在内，可见，造林在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失败的。
其次是生态治理存在严重的部门之见。搞林的强调林，搞草的强调草，搞农的强调农，搞水的强调水，很少有人从国家根本利益、从生态规律上，考虑综合的、根本的治理措施。在宁夏，我们沿途看到许多 “生态建设林”成片死亡：吴忠市那些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干草原上，有一片约1000亩的人造火炬树(外来物种)林整片死亡；离此不远，有近10公里长、1公里宽的人工“树坑群”，准备用来造“灌木林”。灌木没有种上，但形成了新的风蚀坑，破坏了天然草原植被。20余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首都北京每年仍要“迎接”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在干旱区大范围营造单一树种，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是利益在驱动。实际上树木能不能活，当地的老百姓最有发言权。群众明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他们的声音反应不上来；二是上面要他们种；三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得死么，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项目，连“二把手”都摊不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米的獐子松报价300元! 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
怎样避免“绿色荒漠”
目前存在着生态建设就是造林的的严重误区，生态建设就是要“建”(见)点什么，其中树木是最直接看到的。每年的植树节也推动了这种植树热。当然，我们不反对在适宜的地区种树，但如果理解的“绿化祖国”就是“树化祖国”，就出现大偏差了。草与林，在生态环境价值上的作用，哪个更重要，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再仔细考虑一下，最近几年的沙尘暴猖獗，是林出了毛病？还是草出了毛病？显然是后者。因此，我们认为，目前的做法是“头”出了毛病，却来医“脚”。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每年仅靠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就相当可观。英国人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利用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过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围封，就是在保证土壤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自然分布的各类繁殖体(种子、孢子、果实、萌生根和萌生苗)等能够“安家落户”并得以自然繁衍。
北美州大平原也走过了由于大规模开垦草原进行农业生产以及过度放牧引起的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以至灾难（如美国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北美大平原上的“黑风暴”灾难），到采取措施弃耕还草，逐渐恢复生态平衡的这样一个过程。为了大面积恢复北美大平原的生态系统，美国国会在1985年通过的农场法案(Farm Bill), 宣布由于农产品已出现过剩，并且为了恢复已经退化的干旱地区生态系统，政府将通过给予农民补贴的方式鼓励农民弃耕。为了配合执行该政策，同时提出并实施了CRP(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me)计划，即保护区计划。截止1997年止，美国在北美大草原上已建立保护区444个，占其草原面积6.7%。另外，在北美大平原位于加拿大领土内的草原，也建立起保护区159个，占其草原面积的3.5%。美国与加拿大等北美国家的生态退化制止与生态恢复主要是借助自然力来实现的。
为此，我们根据多年的实验研究，提出了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借助自然力”恢复的模式，该模式可以彻底摆脱“绿色荒漠”问题。利用自然恢复成功的例子在中国其实也很多，例如1991-1999年的8年中, 北京延庆山区搬迁人口4356户(共2万人), 山区人口由原来的近6万人减少到3万人，从而极大地缓解了山区森林的压力。在1300多平方公里的山区, 林木覆盖率由原来的30%达到了目前的70%以上, 其中四海镇、大庄科乡达到了87%和84%以上。没有搬迁之前，土地利用效率很低，仅烧柴一项，一人就需要20亩山林，这样林子无论如何也长不起来，即使花再多的钱植树造林也是无济于事。香港嘉道里有一片山地，因为农业活动停止了，在40年的时间里自然恢复，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管理者有意识观察这种自然的力量有多大，结果他成功了，人工造林的效果也不过如此。陕西佛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有个地点叫“蒸笼场”，在清光绪(1875~1908)年间，是个生产蒸笼的场所，这里地处秦岭腹地，曾经有1万多人生活其中。后来由于交通不便，人逐渐迁出来，变成了无人居住区，树木得以按照自然的演替规律进行生长，已经实现了100%的恢复，大的树木胸径在50cm以上，且不存在外来种的问题。大熊猫喜欢吃的箭竹也都长出来了。再如，在浑善达克沙地巴音胡舒嘎查，我们采取“以地养地”模式减少了人和牲口的压力后，滩地上的草本植物第1年就实现了全面恢复(植被覆盖度为100%)，草层高度当年达80cm以上，产草量820斤/亩/鲜重；第2年的效果更加惊人，草层高度达1.43m，产草量5300斤/亩/鲜重；自然萌发的2年生榆树苗达321棵/平方米。据当地牧民讲已经全面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从此结束了该嘎查冬季买草的历史，并富裕400万斤草。再如，在赤峰市巴林右旗的赛罕乌拉生物圈保护区的10000多亩的核心区，搬迁出100个定居的放牧点后，也是在1年内将原来的裸沙实现了全面自然恢复。
自然恢复后的生态系统去向是什么呢？应当是一种可持续的系统，应当充分鼓励利用她的生态效益，而不是直接效益(直接效益在高效地里获得)。这里，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不失为重要的替代途径。例如，北京的喇叭沟门乡人口7000人(以满族人口为主)，土地3.7万公顷, 原来是北京土地面积最大和最穷的乡。他们在专家建议下利用恢复后的森林生态系统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使人均收入由保护区成立前的2000元/人/年到成立1年后的4000元/人/年。山东有个房干村，位于莱芜市，以前是个有名的穷村，人口100户，曾经出现过40个光棍。该村连续27年治山、治水、治愚，森林得以恢复，成立了森林公园。目前仅旅游门票收入5000万元/年。四川九寨沟的例子更突出，原来的藏民是靠山吃饭的，以原始性的破坏自然为代价。1984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起生态旅游后，所有藏民都变成了生态系统的维护者，大面积的森林靠自然力全面恢复。目前，门票与旅游观光车的收入两项，每年就达3亿多。广东车八岭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初(1981年成立，人口1200，面积7万公顷)，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十分激烈。后来保护区负责人认识到发展对于保护的重要性后，大力帮助当地社区致富，采取了种植果树、发展小型水电站、引进外资、普及教育、采取人口控制措施等，使当地社区(80%的瑶族人口)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群众对自然保护的意识加强了，由环境的破坏者变成了自觉的环境保护者。变化也是巨大的：原来的刀耕火种和原始狩猎变成了集约化生产，并逐步实现了定单农业；人口控制方面由原来的每家5-8个孩子减少到1-2个孩子，人均收入由不足200元/人/年提高到3000元/人/年，文盲率由80%到入学率实现98%，到走出30个大中专学生；游客由无增加到3-5万人/年；保护区由不被人重视到列入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该自然保护区正逐步向真正的自然状态过渡，自然植被得以按照自然的规律恢复。
[导读] 不见得绿就是好事，要看怎么绿。本来能够生长1000种植物的地方，仅能成长像桉杨树这样1-2种的树林，就从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和环境价值上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就成为了“绿色荒漠”。所谓荒漠，并不都是“不毛之地”，只是种类少而已，自然荒漠是由于恶劣的环境条件造成的，而“绿色荒漠”则是人造成的。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会做这种傻事呢？未来的决策者应当吸收“绿色荒漠”带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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