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昔日同事、南方周末高级编辑朱力远的一篇业务探讨文章，大概可供从事科学报道的媒体同行或有志于此的年轻学生参考。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有什么意见我会转给作者。--李虎军@科学公社

人咬狗还是狗咬人

——对我国科技新闻报道的几点感受 

作者  朱力远 
 

引子 

   不久前，广州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的图书节，图书节还有个名称，叫南国书香节，地点在原广州赛马场。我也去那个地方闻了闻书香，顺便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是齐泽克的，这个齐泽克虽然是斯洛文尼亚人，目前在国际上却是一位非常走红的哲学家，简直红得发紫。我对哲学没有什么兴趣，买他的书，是因为书中涉及到不少科技方面的东西。

   我随便一翻，翻到了齐泽克谈克隆人的一段。齐泽克说：

   随着克隆技术的发展，我们又面临着双重性的所有老式悖论。让我们举一个有关克隆的典型场景吧：父母的第一个小孩死了，于是他们想要复制一个一样的孩子。但我认为，这种情景实际上是非常可怕的。用克隆技术，你得到了和从前那个孩子一样长相、一样说话方式、连行动都一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很清楚，这个人不是你从前的那个孩子。我认为第二个孩子实际上是第一个孩子的可怕的替代品：在根本上是和双重性的遭遇。就像是喜剧组合马克思兄弟的那个老笑话，在《歌声俪影》（A Night at the Opera）的开头，格罗克（Groucho）在引诱那位有钱的寡妇时，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一切都让我想起你的一切……除了你自己！”

   “这个人不是你从前的那个孩子”，这话是对的。“用克隆技术，你得到了和从前那个孩子一样长相、一样说话方式、连行动都一样的一个人”，这话是错误的，尤其是后两句，错得一塌糊涂，简直可以看成是“基因决定论”的典型例子，与《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画了许多一模一样的小希特勒有一比。既然这话是错误的，他的所谓的“双重性”——一个我不懂的哲学名词——也就有了问题。书中还有一些带有反启蒙色彩的哲学论述，它们是否正确，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懂哲学（内心觉得这家伙在很多时候更像一个花言巧语的骗子）。

   我认为，这是科学家的悲哀；由于这个齐泽克在国际学术界正红得发紫，因此有理由认为，这是全世界科学家和科技新闻工作者的悲哀；加上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富于魅力和影响力的人物，悲哀就越发深重；加上他在西方一流大学里到处讲课，似乎并没有人指出诸如此类的错误，悲哀又深了一层。

   这或许可以看成，即便是在发达国家，公众的科学素养仍然有待提高的例子。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发现本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很不理想，就曾发起过一场持久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大家都知道，英国是出牛顿、达尔文的国家，也是出版《自然》杂志以及《新科学家》杂志的国家。英国尚且如此，那么中国又当如何？在这方面，中国不但不能跟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根据一项调查，即便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公众对科学事件的关注程度也是相当低的，远不及经济水平大大落后于我们的印度。 

最初的理念 

   我在2000年6月到《南方周末》时，这个版还叫“生命·自然”，据说是个烫手山芋。半年后，也就是2001年初，碰上了改版的机会，我决定明确打出“科学”的旗号。之所以要打这个旗号，首先当然是出于“正名”的考虑。名正则言顺嘛。但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技新闻报道理念，改变我国在科学技术的大众传播方面极为落后的状况。这个想法得到了当时的领导江艺平和钱钢的支持。

   2001年，美国有一家网站组织了一次公众投票，评选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的全球100条重大新闻。评选结果令人吃惊——至少令我吃了一惊，科技新闻所占的比例竟然最高，高达37%，而体育和娱乐两类新闻加起来只有3%。

   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不高，是与国内对这一领域的漠视分不开的；在很多新闻工作者的心目中，甚至不承认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一门必须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在科技新闻最为发达的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学院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因此在我们的科技报道中，不严谨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更严重的则是经常闹出笑话来，且笑话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报道“从恐龙蛋里提取DNA”的，有宣传“永动机”、“水变油”、“炸月球”的，还有的则打着科学的旗号宣传形形色色的特异功能和伪科学。

   山东大学有人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全息生物学，报纸电台为之广泛宣传，以至于像邹承鲁这样泰斗级的科学家实在坐不住了，不得不语重心长地告诫媒体：“在国际上创建一门新学科，首先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以取得同行的广泛承认”。

   因此在“科学”版创立之初，我便抱定这样的理念，《南方周末》的“科学”版一定不能去猎奇，不能丧失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价值观，更不能搞到闹笑话的地步。

   不但不能去猎奇，我认为，“科学”版还应该去占领精神上的制高点，这种制高点对于一份有影响的大报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份初步构想中，我写道：“《南方周末》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份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了的报纸，科技板块将为此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引进先进理念必定有所参照。学谁呢？至少有四五份报纸和杂志的科技新闻报道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目标最接近的应该是《纽约时报》的科技版。不过当时我也意识到，“由于国情、版面、人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纽约时报》的科技版不会成为《南方周末》的追赶目标，两者之间显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现在看来也是明摆着的，没有办法，国情的确不同，以少数几个人的有限努力，根本无法逾越。 

一个选题案例 

   理念有了，参照也有了，但在实际操作中，“科学”版仍然必须面对一种非常现实的压力，这就是可读性问题。尽管在《南方周末》的读者构成中，拥有文科背景的未必占多数，但在报社的同事中，这种背景却占有压倒性优势。这个局部优势的存在使得“科学”版在选题上有一定的顾忌。不过好在报社的多数同事还是十分宽容的，因此《南方周末》的“科学”版倒也没有在这种压力下“变形”得太厉害。

   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这个例子对“科学”版并不有利，但或许可能有助于说明本版在选题上的一些考虑和困境。最近“科学”版做了常规的报道，是关于印尼大地震的一个最新研究成果——其实是一组成果——的报道，题目叫“被低估的印尼特大地震”。在做这个题目的同时，有人热情地推荐了另外一个选题，就是被很多报纸和网站热炒的圆明园防渗漏事件。但“科学”版最终没有选择这个题目。

   圆明园事件的关注度要明显高过前者，按道理应该猛扑上去才对，但在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题材在科学方面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与空间了。

   相反，“印尼地震”虽然只是一个成果，但在这个成果中，首先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且成果是发表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其次，最新的研究纠正了以前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断层的破裂长度达到1200公里，也不是当初所认为的400公里；第三，在“印尼地震”的报道中，我们能够显示出一定的独特性。

   “印尼地震”是一个常规的科技新闻，而“圆明园事件”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新闻。后者的关注度要高于前者，因此一般来说，在两者同时出现时，常规新闻应该让路。但“圆明园事件”的特殊性在于，发难者首先是从科学角度，也就是生态学角度（生态学的一般道理比较浅显，因此很多环保题材通常被当作社会新闻做）反对这个事情的，并很快引起其他媒体多角度、全方位的跟进。这样一来，给“科学”版留下的余地反而小的，至于新鲜感，更是一点都没有。对比一下俄罗斯轴承厂文化宫事件：这个新闻首先是社会新闻，大家的关注焦点也不在“神秘气体”上，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一点切入，自然十分新鲜。 

不必“人咬狗” 

   科技新闻既具有一般新闻的一些特点（而非全部），同时又有其特殊的清规戒律。如果说“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话，那么对科技新闻而言，对不起，通常都是“狗咬人”，倒是伪科学或者带妖气的科学具有这种“人咬狗”的刺激与轰动。尽管全世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有数千万之多，但是其中能够产生轰动效应的新闻却极少。据我所知，最近十年来大概不外乎克隆技术了，且这种所谓的“克隆震撼”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

   尽管科技新闻与其他重大新闻的结合，以及科技界本身的花边新闻可能给读者和同行们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但更常态的并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的报道，却主要是“狗咬人”式的常规科技新闻报道。

   这种常规报道表面上看来朴实无华，毫不张扬，然而正是它们，默默地构成了科技新闻的中坚力量，构成了支撑科技新闻大厦的最基础的部分（其实任何一个真正读过《纽约时报》科学版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纽约时报》的科学版要比我们专业得多，本版已经针对国情及社情做了相应的调整）。而要写好这样的报道也并非易事，它所需要的专业眼光与知识积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到，而隐藏在这种报道背后的意义与价值也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深远得多。

   常规科技新闻的一个重要依托是学术杂志，尤其是一流的学术杂志。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在学术杂志上发论文的重要性。对于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论文，这本身就是新闻，因为像这样的成果并不多。对这种成果的报道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使严肃的、真正具有才华并付出努力、得到同行承认的科学家（而不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善于利用国内记者对科技新闻缺乏价值判断的江湖骗子）获得关注与支持，并间接地推动中国科技的进步（这话肯定是大话，但如果中国的科技新闻在整体上获得质的改进，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在国外，一个科研成果通常必须首先发表在杂志上，然后才能向新闻界公布，这几乎就是行规。而在中国，只向新闻界透露而不发表论文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实是发不了，同行评议通不过，因此只有天知道这是什么成果——直到最近一两年才有所改变。

   目前，在兄弟报刊那里，科技新闻也渐渐地获得了重视。《中国新闻周刊》为此专门设了一个部。一些报刊也慢慢地意识到，科技新闻不能靠一味猎奇取胜，甚至也意识到常规新闻的重要性了。《了望东方周刊》所做的“人类起源于非洲”，已故的《新周报》在去年十月做的“印尼小矮人”的报道，应该都是属于这个范畴的。

   我在这里强调常规新闻的价值，绝对不是说“科学”版一定要清高，相反，对于其他领域尤其是社会新闻领域的重大事件，只要能够在其中挖掘出足够的科技含金量，“科学”版就一定要跟进，且要表现出足够的机敏。这种情形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其本身的科技含量很足，譬如公共卫生问题（这是我们报道的一个重点领域，最为典型的是李虎军所写的联合国专题组2001年在京发布艾滋病疫情趋势的报道），又譬如去年年初的禽流感（由柯南撰写），年末的南亚海啸（由徐彬、安然撰写）等等；另一类初看起来与“科学”无关，像俄罗斯人质危机（发生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的那次，使用了特殊气体，由李虎军撰写），以及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由李虎军、柯南等撰写）等。但是这种跟进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是事件本身足够大，条件之二是要有足够的含金量，以及足够的独特性，最好还没有被国内的其他媒体关注到。 

SARS、流感、禽流感系列 

   2003年，当我们发表《1918流感大流行》时，当时我们的国家正在遭受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型病毒——SARS病毒的折磨，而发表这篇报道的用意，并不是要制造恐惧，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人类在面临来自大自然的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脆弱性，这种事情在1918年已经发生过；并且，研究恶贯满盈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有助于人类防范另一场灾难性流感的袭击。

   不久，《科学》杂志在网络上提前发表了两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关于SARS的基本传染数的，论文虽然很专业，但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是极其重要的。SARS病毒的传染数相对较低，应该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幸运，因为在病毒的进化过程中，其遗传物质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它的传染数不那么低，假如SARS病毒的传染数等同于流感的传染数，那将是一场要严重得多的灾难。这篇文章是比较专业的，但我认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值得用比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它，并为此写了一个编者按：

   “5月23日，美国《科学》杂志在其网站上提前发表了两篇有关SARS的流行病学论文及一则长篇评论。研究表明，SARS的基本传染数约等于3，低于天花，更低于麻疹。对于基本传染数在10到20之间的麻疹，如果没有疫苗，则几乎是不能被控制的。SARS的传染潜力相对较低，也许可以看成是‘天佑华夏’的一个具体明证，并在科学上为某些过激反应提供了适当降温的依据。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因为数学模型清楚地显示出了措施失当的危险性。此外，由于带有偶然性质的‘超级传染事件’的存在，也为疫情的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当时对SARS的报道是有所限制的，后来在《科学》发表有关SARS研究的专题报道时，我们又用“进口”的方式做了适当的补救，并且对有关SARS病原体的发现过程——激动人心的尤里卡时刻做了报道，因为这不仅仅是新闻，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有关病原体发现的科学故事。

   SARS是一场灾难，但它同时也是一次适当的提醒。那么有没有一种病毒，它的毒力强于SARS且传染能力有可能相当于流感？有！在已知的病毒中，就有这种可能。这就是禽流感病毒。说得更确切些，一旦像H5N1这样的禽流感病毒进化到人传人阶段且具有流感那样的传染能力时，就会这么厉害。这种可能不仅存在，且危险性似乎越来越大。应该说，科学界对这种危险的认识是深刻的，也很担心，因为这对整个人类无疑是一场灾难。在2004年亚洲禽流感爆发时，我们便利用这个机会把这种声音传达出来，报道尤其引用了美国圣犹大（St.Jude）儿童研究医院的病毒学家韦伯斯特（Robert Webster）的观点，韦伯斯特在2003年11月28日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REVIEW文章。

   2005年10月，对1918流感的研究又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科学家得到了病毒的全部基因序列，并根据基因序列的信息重新造出了这种病毒。在10月20日的“科学”版上，我们再次做了一篇报道：“召唤恶魔：再造1918流感病毒”。

   从2003年至今，整个这一系列的报道多达20多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一定纵深的系列方阵。 

跟别人不一样？ 

   几年来，“科学”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说起特色，我想起了一件事。

   大约在去年八月，某地有一家著名医院表示，非常想让“科学”版报道一下他们医院的一位杰出的中年专家，负责跟我联系的那位女士三番五次地打电话，邀请我们去医院，说他们的院长非常喜欢《南方周末》的“科学”版。我们在检索过该专家的论文发表情况后，觉得他的成就并不符合我们的报道标准，便婉言谢绝了。那位女士暗示说，可以给我们好处。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完全可以找其他媒体，效果肯定会不错的。但她的回答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能够报道，你们的“科学”版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这当然是客气话，并不是事实，但“跟别人不一样”却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一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吴麟），专门为本版写了一篇主要是歌功颂德的文章，题目叫《致力于科技的公共传播——评<南方周末>的“科学”版》。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两段内容： 

   报道方式：深入成就报道

   “深入成就报道”是《南方周末》一贯的报道风格，在科技传播中也不例外。用这种形式进行报道，能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所传播的信息厚重深刻，同时也不会枯燥死板。如2001年3月15日，关于“和平号”即将坠落的专题报道中，有三篇稿子：《从和平号坠落的地方出发》，从现实的角度指出“和平号的销毁并不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可忽视的缺陷》，说明和平号的坠落并不仅仅是由于俄国政府无法担负巨额的财政指出，它本身在技术的诸多方面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平号上的人与事》，则从历史回顾的视野中，告诉我们和平号以及与之有关的点点滴滴将成为已逝时代的见证。像这样多侧面的密集报道，运用调查和解释的方式，能给人一个完整的印象。此种方式，是信息有效传播的必不可少的载体，值得其他报刊借鉴。 

   报道风格：沉稳大气，不落窠臼

    “科学”版数年中，已经开始形成自己“沉稳大气，不落窠臼”的报道风格，最能反映这种风格，个人认为应该是对科技人物的报道。近两年来这一版面上有关人物的报道，较有分量的有如下几篇：《诺曼的收藏》、《弗兰克林；被遗忘的悲剧天才》、《费尔马最后的定理——纪念费尔马诞辰400周年》、《卡甘不甘》、《我常常感到束手无策——访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博士》、《刘何争战：发人深省的悲剧》、《重新认识陈景润》、《纳什：虽然我已经很老了》、《被冷落的“当代牛顿”》等。与其他报刊科技类人物的报道做了一下比较：它的报道不是人物经历、成就等等的简单的流水账，跳出了那种固定的模式，更多地注入人性化的思考；它的报道对象也不仅仅是现阶段风云一时的人物，更有被历史尘封、一般人无从知晓的人物；它的叙事方式也不是平铺直叙，更多地关注人物内心的冲突、与时代的冲突、与现有规则的冲突……总之，能让读者饶有兴趣地读下去。 

    这样的东西我写不了，别人写了，碰巧被我看到了，现在将它“顺”过来，供大家参考。文中的有些说法，并不确切，尤其是那些溢美之词，连自己都感到脸红。不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以为是重要的： 

    科技公共传播（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是当代传播范畴中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一个领域。公众对健康和安全的理解、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动力、新技术的应用都离不开它。所以，消灭公众科学赤字、提高公众科学意识的方法最重要的莫过于重视科技公共传播，强化媒体对科学技术的报道，让媒体成为科学和外行民众之间的信使和桥梁。 

多余的话 

   按照通常的观点，新闻是一项速朽的事业，最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对于科技新闻而言，不仅速朽，还要加上枯燥、难懂等特点。但是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发现我们也是在以一种方式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科技新闻也可以做到不那么枯燥，不那么难懂，有时候甚至还很有趣，同时，我还想指出，这个领域本身相当辽阔，辽阔得可以用海洋来形容。

   作为一名科技编辑，同时又是一位所谓的作家，我对有关科学主义的争论——这种争论最近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以及哲学家、人文学者对现代科技的种种质疑抱有十分复杂的心情。我知道有些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因此很难用几句话来表达这种感受。不过在一定范围内，我还是愿意谨慎地引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一句话：人类的进步是诞生在实验室里，而不是枞木屋里。就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多了解一点科学知识还是有用的。我想引用我写的一篇戏剧评论中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文章的题目叫《从<普拉东诺夫>到<樱桃园>》，评论的就是契诃夫的戏剧：

   在契诃夫身上，我们看到了疾病与天才相结合的又一典型例子。由于肺结核症状在其创作生涯的早期即已显露，因此这一疾病对他的创作和世界观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和非凡意义。在这一显赫的天才行列中，还包括音乐家肖邦、韦伯、帕斯卡尼尼，诗人济慈、雪莱、诺瓦利斯，作家卡夫卡、鲁迅，画家蒙克，数学家阿贝尔、黎曼等著名人物。

   在20世纪40年代链霉素发明以前，肺结核一直是一种广泛流行的不治之症，以至又被人称为与“黑死病”相对应的“白死病”。诗人济慈则干脆给它起了一个“人类死亡队长”的雅号。德国科学家科赫是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疾病的元凶——结核杆菌的人。科赫先生同时也是确定病原体的一项清规戒律——科赫准则的制定者。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这一准则连同科赫本人因所谓的衣原体事件而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熟知。1880年前后，当这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开始在显微镜下观察、分离这种细长而微曲、长度不足六千分之一厘米的细菌时，正是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刚刚起步的岁月。身为医生的契诃夫，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亲眼观察一下这一给他带来无限痛苦，并激发其灵感和创造力的细菌，真不知会有何感慨。

   即使是做一个彻底的文人，多了解些科学知识也是有益处的，它可以使你更加适应这个日渐复杂的世界，同时对隐伏于其中且日渐显露的危机更加警醒，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给你的文章增添一点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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