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什么市场经济没在近代中国形成？

在商朝就有了商品生产，所以才叫商朝。《周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墨子·贵义》中有“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的论述。特别是唐宋时代商人到阿富汗、斯里兰卡甚至非洲红海经商，四十多个国家来中国贸易。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在近代中国形成呢？

1、传统文化重农贬商，崇尚小农经济。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坚持“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儒家倡导的理想模式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儒家的这些思想导致了妇孺皆知的“无商不奸”，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宁愿歌颂妓女，也不歌颂商人。

因此，炎黄子孙们世世代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三十年前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就和中华民族三千年前的“井田制”生产方式非常相似。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还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农村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

2、独裁专制的国家政策歧视和打击私商。春秋时管仲按照“贱商”观念划分职业等级，把商人定为末等之民，一直沿袭到清朝灭亡。汉武帝用“告缗令”残酷敛财：凡商人申报个人财产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且号召天下人揭发，举报就奖励一半！这次告缗的结果，是对商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抄家，把商人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中等以上商人都破产了。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连唐朝竟然也规定商人及子孙不准从政：“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宋代后期对商业重税简直是竭泽而鱼，焚林而猎，明代后期竟有“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的法令。乾隆皇帝对华侨海外经商极端歧视，1740年荷兰发生血案，屠杀数万华侨，乾隆皇帝不但不为子民报仇，反而说：“我对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禁锢封闭政策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

3、政府垄断和官商合流，窒息市场经济。朝廷垄断暴利行业造成了官商合流，历代巨商多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精明的胡雪岩靠官场军界后台王有龄、左宗棠而成为官商，“御赐顶戴，赏黄马褂”。后来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抑价购丝，大量收购囤积生丝，“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胡雪岩维护了广大江南蚕农的利益，但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竟争，竟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胡雪岩惨败固然有其商战失误之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后台左宗棠逝世后，朝廷不但不支持他，反而雪上加霜地剥夺其职衔，勒令清欠公私款项，偌大的企业顷刻倒闭。

4、天朝帝国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平等通商。明朝严禁海外交易，《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出境外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清朝标榜“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为断绝台湾郑氏集团和大陆的联系，施行野蛮的迁界政策：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

特别是1793年9月，英国派遣八百多人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带着英王庆贺乾隆八十寿辰的信函和天文仪器、新式火炮等六百箱科技礼品，专程来中国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谈判，因代表团领队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要求自由贸易，惹恼了年迈的乾隆：“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英国送那么多的科技成果，也未敲开通商大门，中国“胜利”了；然而四十七年后的鸦片战争，傲慢的中华帝国却被英国打得一败涂地！

市场经济的理论硬核是法律保障、平等竟争和对外开放，但傲视万国的中国皇帝则认为，连外国政府也没资格和天朝帝国讲平等，更何况国内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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