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成了生物技术大国？

 郑风田  辛本胜 中国人民大学

 

新华社电，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将生物产业培育成高技术支柱产业。如何打造我国生物产业的竞争力，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日本的生物技术产业从过去默默无闻到如今的世界前列，其产业发展速度令世界震惊，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描述日本为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探讨日本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以及揭示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现存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生物技术的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日本来何成了生物技术大国？

日本是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电子和半导体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受到各国的广泛关注，其产业发展政策成为众多国家效仿和学习的对象。最近这些年，世界生物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众多国家的重视。生物技术产业涉及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个方面，它需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日本前期没有对生物技术进行足够的重视，其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盟。为了使本国生物技术产业赶超美国和欧盟，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开展了以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为核心的一系列变革，制定各种政策法规，并将生物技术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日本已经挤身生物技术强国之列，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描述日本为发展生物技术产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探讨日本生物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揭示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现存的问题，从而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2．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及存在问题

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起步较早,拥有较强的投资和研究实力。早在70年代，日本就首次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生命科学方面，并且制定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战略。1971年4月，首相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建议政府促进生命产业的发展。1973年科学技术署成立了生命科学发展促进办公室，专门负责生命产业的发展。1982年，日本国际贸易与产业部成立了生物产业办公室，负责化学、生物等方面的工作，同年这个办公室建立了一个新的产业协会，生物产业发展中心，负责收集生物产业方面的信息、方便无产权的信息在公司之间传播、协调政府的机关部门以及提供政府规划方面的一些反馈^[1]。

虽然日本政府对生物技术产业化关注较早，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这主要在于日本国内生物技术产业的多头领导和产学官之间紧密联系的缺乏。

日本政府在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有几个部都和生物技术相关，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科学技术厅、文部省、厚生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等，这些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来指导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进行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各部门都推出自己的生物技术政策，在发起的生物技术研究项目方面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而非协作共赢的关系。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准政府部门，这种准政府性质使这些部门缺乏将技术产业化的动力，而且员工的政府雇员身份限制了他们独立出来成立生物技术企业或者为企业效力。另外，日本的学术评判系统是按工龄论资排辈的形式，缺乏一个客观的考评指标，不能够激发老师和科研人员的创造力，这导致日本在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数量远落后于欧美国家。

日本同欧美在在生物技术产业上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基础科学和产业化率两个方面。根据资料，从事基因研究的工作人员，在日本约为8000人，而同期美国的人数为71000，欧盟为64000，日本远落后于这两个地区。日本每年培养的生物技术方面的博士生约为200人，而美国约有6000人。另外，美国在生物技术方面比日本具有更广泛的技术基础，在药物专利申请方面，日本的大公司占据主要地位约占日本专利申请总数的86％，而美国的情况与此相反，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利大部分来自于高校、研究机构和风险企业^[2]。

3．日本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充分认识到生物技术在未来经济中所具有的战略作用和自身在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所存在的差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奋起急追，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计划引导。1988年，日本提出以信息、生物技术等产业为主导的口号。1992年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1993年的产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制度、1996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1999年的国家产业技术战略都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上。为实现这些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几十个大型计划，其中包括生物技术领域有脑科学研究计划、面向21世纪的先导性科学研究计划、生命科学研究开发基本计划、新纪元高技术开发计划等。在这些计划支持下，日本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投入明显增加，1997年，各省厅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投入达2508亿日元，大大高于高技术项目平均投入。2001年3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即“2001-2005科学技术基础计划”^[3]，该计划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世界科学知识的最大贡献者，拥有更多的诺贝尔奖，并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及政府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联系机制，从而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2）政府对生物技术产业高度重视。早在1999年1月，日本就签署了一份新文件《开创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方针》。该文件提出和确立了把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立国”战略作为日本新的国家目标。为此，日本政府成立了以小泉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委员会”，并于2002年颁布了长达200多页的《生物技术战略大纲》。2001年日本成立了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CSTP），由首相任主席，成员包括六个政府部门的大臣、超级教授、科技官员和两个商业董事。科学技术政策委员会（CSTP）是政府内阁的四大智囊团之一，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消除或减轻阻碍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部门利益现象以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已经在不同的层次上促进了几起国内产学官的结合。

（3）强大的财政支持。日本政府从2002年开始逐步加强了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投入。日本现在的国家生物研发相关预算大约是4400亿日元，不到美国的1/7。日本计划在2006年前使生物研发经费提高到两万亿日元，比现在增长4倍，重点放在加快生物基础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以及产业化步伐等方面。目前，日本的生物研发经费在科技预算中约占13%。如果日本按照“生物产业立国”国家战略增加预算，生物研发经费的比例到2006年将超过50%。

（4）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改革。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本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给日本的国立高校和研究机构更多的竞争压力，使它们向自治、具有独立管理权限机构的方向转变。这些改革使日本的研究机构由政府直接管理、国家公务人员雇佣制度向国际化研究方向、可衡量的研发结果、新工资制度的方向转变。政府还对工资制度进行了改革，允许那些有能力的人获得更高的报酬，而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以工龄来计算。2001年，几十所国家研究机构进行了第一次改革，使它们从政府管理走向自主管理，高校的改革目前也正在进行当中。

（5）立法上的支持。日本于1998年8月通过了TLO法律，该政策允许学校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许可组织，进行专利的授权和市场化推广，各学校从中受益匪浅。1999年的复兴产业特别法，更是加强了TLO法律的作用。这些准予、贷款、及公平的财政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使高校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习惯，激励着他们更多的去申请专利，进入企业工作，甚至资助企业。

（6）促进产官学合作。日本政府于1986年制定了研究交流促进法，科技厅于1986年、1988年、1990年连续制定了前沿研究制度、省际基本研究制度和地域流动研究制度，文部省也设立了与民间企业共同研究、受托研究、受托研究员等制度。近年来，日本政府推出了产学合作的产业研发促进计划、风险企业实验室计划和面向未来的研究计划。通产省1998年启动了与大学联手式产业科技研究开发计划和产业技术应用研究开发。计划将大学科研人员的新理论和新技术设想与企业界的科研有机结合起来，促进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2000年，日本科技预算用于产官学合作的资金比1999年增加了33％，可以说，日本近年来的国家级高新科技计划大都采取了产官学联合方式增强政府科技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7）金融市场改革。生物技术的高风险、高收益特性吸引了大量的创业投资，生物技术创业企业的股份在市场上公开交易，作为创业投资就被认为成功了。日本企业上市较难，公开的最低条件是纯资产2亿日元，每股扣税前利益10日元，而实质上不到这些最低条件的5倍证券公司是不接受的，这样做的初衷虽然是为了保护投资者，但其结果则将风险虽高、却有较高成长性并最需要启动资金的创业企业排除在市场之外了。为了在公开市场创造更利于培育创业企业的环境，1995年日本开始了柜台登记特股种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对象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占销售额的3%以上；不问利益额的多少（赤字亦可）；股份的公开价格不以招标制度，而以book building方式；包括事业计划的进行状况，每年4次公开财务报表等。经过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推动，日本的风险投资市场方兴未艾，从2000年到2001年，生物风险企业的投资猛增到540多亿日元[1]。生物风险公司也从1995年的60个左右上升到2002年底的334家。

到2001年,日本政府的生命科学经费已经达到30亿美元，公司的经费约为60亿美元。日本现有生物技术公司300多家,其研发经费仅次于美国。在强有力资金支持下,日本生物技术产品市场迅速发展,到2002年,市场总市值已经达到13000亿日元,是上世纪80年代250亿日元的52倍^[4]。

4．日本生物技术产业面临的问题

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施行，使日本的生物技术产业同美国和欧盟的差距渐渐缩小，迈入生物技术产业强国之路。近几年来，日本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步伐急速放缓，似乎已进入一个平和的增长期[2]。这一状况的发生和以下的原因密不可分：

生物技术产业的支撑有赖于大学等研究机构不断推出新研究成果，只有将这成果及时转移至相关企业，才能实现产业化。只有具备了技术水平、经营能力及市场预测力，才能加速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日本主要大学虽然相继设立了技术转移机构（TLO），但其功能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普遍缺乏创新的经营管理人才。大学研究人员更缺乏对技术市场的敏锐观察力及推销新技术的勇气。另外，日本目前没有一个创业的社会文化，为大公司终身工作仍是大部分日本人的职业追求^[5]。因此日本虽在生物技术产业领域实现了新起步，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占熬头，决非易事。

科学研究和发现需要一个动态的自下而上和自组织的过程，日本政府所采用的科学政策是“自上而下”式的，政府过多的宣传科学技术的正面效果，对科学技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关注的较少，政府通过崇拜科学技术来进行变革的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日本想在新技术方面成为领跑者，仅仅靠政府的这种努力是不够的^[2]。

5．日本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对我国的借鉴

我国在生物技术产业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但收效甚微。我国生物产业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在产业规模，还是在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均存在着很大差距。据专家估计，我国生物产业在技术研发阶段与国际差距大约相差5年左右，但产业化阶段差距较大，为15—20年^[6]。日本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措施的有效实行，使我们看到政府通过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可以极大的促进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日本振兴生物技术产业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加快制定国家级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我国政府虽然已经对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但与日本相比，我国对生物技术产业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将生物技术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尽快制定我国的国家级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成立由国务院领导的、由农业部、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组成生物技术产业领导小组来促进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2）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改革。生物技术产业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结合的最紧密的产业，对知识和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我国高校及科研部门在基础科学知识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我国科研单位大都属准政府组织，其运作模式直接和间接的靠政府财政拨款，自身没有创造价值的紧迫感，限制了其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改革科研机构的事业单位属性势在必行。

（3）促进产官学的紧密结合。生物技术的发展需要产学官的紧密结合，日本将“产学官联合”作为科技立国政策的重要举措，它是一种在政府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大学强大的科研队伍和企业的经济实力，开发新兴技术产品，增强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机制。目前我国的主要问题是科研机构与企业“两张皮”,产学研不能很好结合，科研机构的工作没有放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高度上来。产学的紧密结合除了要考改革我国的科研体制外，还需要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应当在政策上向产学联合项目倾斜，对高新科技风险企业采取免税措施，并增加巨额预算予以支持。

（4）培育创业者群体。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生物技术经营者、创业者的出现。日本生物技术产业近几年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生物技术产业的创业者群体。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较深，社会群体普遍缺少冒险精神。因此政府部门除了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外，应当积极推动和构建我国的创业教育体系，普及创业知识，增强创业理念，在高校中开展相关的创业培训课程，提供创业指导，鼓励在校学生和毕业生进行创业。另外，要充分认识到海外生物技术人才对我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起到的作用，创造良好条件，吸引他们归国创业。

 

参考文献

 

[1]Martin Fransman，Shoko Tanaka. Government, globalization, and universities in Japanese biotechnology [J]. Research Policy, 1995, 24: 13-49.

[2]Mark Lehrer, Kazuhiro Asakawa. Rethinking the public sector: idiosyncrasies of bio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s motors of national R&D reform in Germany and Japan [J]. Research Policy, 2004, 33: 921-938.

[3]Government of Japa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2001-2005) [R]. Tokyo, 2001.

[4]朱信凯，涂圣伟，杨顺江. 国际生物技术产业政策评论及对我国的启示[J]. 中国软科学, 2005(11): 18-24.

[5] Christian Muller, Takao Fujiwara.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for biotech start-ups in Germany and Japa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2003,Vol5(1): 76 – 94.

[6]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我国生物产业发展的问题与政策建议[J]. 中国经贸导刊. 2004(20):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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